中国人民志愿军碧潼战俘营往事

发布时间:2021-05-17 发表于话题:志愿军26军投降 点击:4670 当前位置:黄埔网 > 综合 > 历史 > 中国人民志愿军碧潼战俘营往事 手机阅读

黄继阳

中国人民志愿军满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之志,于1950年10月25日(先头部队是10月19日出动的)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入朝参战。在朝鲜人民军紧密配合和中、朝两国人民的大力支援下,连续给予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沉重的打击,歼灭了敌军大量有生力量,捕获了大批俘虏。美国侵略军被从鸭绿江边驱回到38度军事分界线以南。

俘虏多了怎么办?志愿军前线部队有的规定,必须尽快将战俘撤离火线,以避免美军飞机追杀;有的前线部队明确要求,俘虏在前线停留不能超过3天。在前线分批释放了一些战俘后,其中大部分需要被转送到后方安置下来。因此,在后方组建战俘营,就成为一项刻不容缓的紧迫任务。

战俘营初建,工作开展困难重重

1950年12月初,志愿军政治部保卫部于忠智科长奉命带领包括翻译干部李仲苏、赵达、蒋恺、陈捷以及4名警卫战士等在内的一个小分队,来到朝鲜东北端的碧潼。小分队先将刚刚从前线捕获的一小批美军俘虏安置在残存的民房中,然后进行战俘营的选址和筹组工作。

碧潼是朝鲜北端崇山峻岭之中的一个小小的半岛。它隶属于平安北道的碧潼郡,濒临鸭绿江南岸,三面环水,环境幽静。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军飞机对朝鲜北部地区的城镇和乡村滥施轰炸,到处是瓦砾和焦土。碧潼这样一个偏僻的山村小岛也未能幸免。经过战俘营筹备组和后勤部门的努力,在朝鲜人民军和当地政府的协助下,志愿军整修了碧潼一些被美军飞机炸坏了的房子,又盖了一些新的简易房舍,足可容纳不断增多的战俘居住。

在废墟上建起的战俘营,一下子汇集1000多名美军、英军战俘,他们的国籍、种族和宗教信仰不同,文化背景和生活习惯各异,加之交通不便,运输困难,许多人对志愿军的政策都不了解,吃、穿、住、用都是大问题,突发事件不断发生。

战俘们来到战俘营,首先要填表、登记。有的美军战俘目中无人、傲气未消,只说自己的名字、所在单位及军阶,除此之外,什么也不说,工作人员没有办法,只好让他暂时到一边去。志愿军干部审讯一个名叫诺尔的美联社上尉随军记者时,他说:“我是美联社记者,美联社不是军事机构,你们不能把我当战俘对待,而要视作平民。”我们这位干部问他:“你是不是穿着军装、佩戴上尉军阶章、腰间挂着手枪?你没有进行过侵朝宣传?”诺尔无言以对,这才老实下来。

起初,美、英战俘同志愿军一样,吃的是高粱米、玉米粒。吃惯牛奶、面包,娇生惯养的美军俘虏哪能下咽,就发牢骚说:“你们志愿军养不起我们就不要抓我们来嘛!”我们有人听到这样的怪话很生气,但又不能敲打他几下。按政策该怎么办还得怎么办。

土耳其俘虏信奉伊斯兰教,是不吃猪肉的。一次,一个俘虏搞恶作剧,偷偷地将一块猪肉塞在米饭里,土耳其俘虏发现后大怒,认定这是美军俘虏搞的,将一些美军俘虏包围起来。眼看一场暴力冲突即将发生,幸好志愿军战俘营领导及时赶来,这才将矛盾化解。

按国际公约的规定,志愿军战俘营都设置了“POW”(战俘营)标志,并且通知了美方。然而美方仍不断派飞机前来炸射袭扰,从1951年2月至10月,美军飞机连续5次对志愿军战俘营进行轰炸扫射,一共炸死炸伤美、英战俘62人。一天夜里,美军飞机飞来轰炸美、英战俘比较集中的昌城俘管1团营地。当时笔者正在昌城工作。炸弹呼啸而下,战俘们惊恐万状,当他们了解到又是美军飞机来袭时,许多战俘怒火中烧,破口大骂:“我们是美国人。婊子养的!你们往哪儿扔炸弹!这里又不是志愿军的阵地!”这次轰炸,3名美军俘虏被炸死、2名被炸伤。此后,美军飞机又连续来炸了4次。

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碧潼战俘营鸟瞰

有俘虏钻志愿军战俘营管理宽松的空子,上山逃跑。但是,崇山峻岭,水网交错,往哪里逃?早晚都被朝鲜老百姓捉住送了回来。

在战俘营建立的初始阶段,还有许多五花八门的事情频频发生。被俘的美军军官欺压士兵者有之,白人俘虏殴打黑人俘虏者有之,战俘偷窃者有之,赌博、搞交易者亦有之。当初战俘管理工作的困难,可想而知。

配备精兵强将,俘管工作渐入正轨

1951年4月24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碧潼俘虏管理处正式成立。战俘管理处主任王央公到职,一大批战俘管理工作的精英、外文翻译骨干也充实到俘管机构中来,志愿军俘管工作走上了正轨。

志愿军俘管处分5个俘管团、1个军官俘管大队、2个俘虏收容所。俘管处总部、俘管5团、军官俘管大队在碧潼,其他各俘管团都在碧潼的周边地区。一向冷清的深山村镇瞬间热闹起来。

志愿军俘管处一共收管了14个国家军队的俘虏,最多时5000多人,主要是美军俘虏,有3000多人;英军俘虏次之,将近1000人;土耳其俘虏200多人;其他国家军队的俘虏有的几十人,有的十几人或几个人不等。

王央公是辽宁人,生于1913年,北平辅仁大学毕业。1937年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东北军区政治部敌军工作部部长等职。有管理侵华日军战俘和蒋介石集团军队俘虏的丰富经验。他上任后第1次在碧潼操场上对上千名美、英战俘发表讲话,就使战俘们深受触动。

王央公说:“同学们!我之所以这样称呼你们,是因为这里不是监狱,不是集中营,不是流放地,这里是学校。在这所特别的学校里,让我们一起学习,共同来追求真理。”

王央公接着说:“纵观中国近100多年的历史,哪一次不是列强凭借其坚船利炮,入侵中国,烧杀掳掠,为所欲为。旧中国的统治者骄奢淫逸,腐败无能,到头来总是签订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屈辱得很!”

他列举中英鸦片战争和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的历史事实后说:“新中国成立仅8个半月,美国就纠集16个国家出兵,打起‘联合国军的旗号,大举入侵朝鲜。好家伙!比当年八国联军的国家数整整多一倍,‘联合国军的兵力则多好几倍。美国侵略者把战火迅速烧到鸭绿江边,并派飞机轰炸中国东北地区的城镇和乡村,新中国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是可忍,孰不可忍!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民志愿军要跨过鸭绿江的原因。”

王央公讲到志愿军宽待俘虏政策时说:“我们不是复仇主义者。说志愿军‘虐待俘虏,那不是真话。中国人民志愿军对放下武器、停止抵抗的美、英官兵,均实行人道主义的宽待政策。”他进一步说:“你们是不幸的,因为你们卷入了这场非正义的战争;你们又是万幸的,因为你们在志愿军战俘营里,将享受按政策给予的宽大待遇,生命安全有了保障,一旦战争终止,你们就可回国同亲人团聚,过和平生活。”

战俘们称赞战俘营领导讲得好。为了表达对志愿军战俘营领导人的尊重和敬佩之意,战俘们都称王央公为“(志愿军战俘营)最高行政长官”、“王将军”。

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传单——“投降安全证”(后改为“安全通行证”),深受美、英军官兵的欢迎

秉承光荣传统,以宽待政策感化战俘

宽待俘虏,是中国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和一贯政策。毛泽东早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就提出要“释放俘虏和医治伤兵”。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提出,八路军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有三:官兵一致的原则,军民一致的原则,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原则。毛主席说:“我们的胜利不但是依靠我军的作战,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又说:“一切俘虏,不许杀害、虐待与侮辱。”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后,彭德怀司令员即与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联合签署关于宽待俘虏的命令,做出四项规定:一、保证战俘生命安全;二、保留战俘个人的财物;三、不侮辱战俘人格,不虐待战俘;四、战俘有伤、有病,给予治疗。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以及中央领导层密切关注着志愿军俘虏管理工作情况,并及时发出指示:对外俘的政治工作应以反对战争、争取和平为主题,不要上大课,着重办好图书馆、俱乐部,管好生活。军委总政治部根据中央领导指示精神,要求志愿军各级俘管部门首先搞好俘虏伙食,迅速落实中央的各项指示。

美、英战俘受到志愿军按政策给予的宽大待遇。图为战俘们高兴地穿上志愿军发给的新棉衣

志愿军俘管处领导层认为中央指示和总政要求是“及时雨”,立即组织全体人员认真学习,切实贯彻,并采取有力措施,打通供应渠道,改善运输条件,使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到各级俘管单位,从而迅速扭转了初期因战事激烈、敌机轰炸袭扰、运输供应极为困难、俘虏生活一度很差的情况。

随着俘管机构的逐步完善,一些必要的规章制度陆续建立起来。

为了改善俘虏的生活,俘管处首先制定了俘虏的伙食标准:每人每天粮食875克,白面、大米取代了初期的玉米、高粱。食用油50克、肉50克、鱼50克、蛋50克、白糖25克。普通灶每人每天伙食费1545元(人民币旧币),轻病号灶2313元,重病号灶3634元。俘虏的这个伙食标准相当于志愿军团职以上干部的中、小灶伙食标准,比志愿军一般干部、战士的大灶伙食标准高出很多。每个俘管中队为一个伙食单位,由中队俘虏自办食堂。俘虏自己选举产生“伙食管理委员会”,自己选出炊事员,自己管理伙食。为了照顾俘虏们的生活习惯,特地从中国运来面包烤箱;对信奉伊斯兰教的土耳其俘虏,还特地从中国运来活牛羊。被服标准是:冬春季每人1套崭新的蓝色棉衣、棉裤、棉帽、胶底大棉鞋、手套、1件灰色的棉大衣等;每人1条棉被、1条毛毯。夏秋季每人两套单衣、两件衬衣,还有牙刷、牙膏、肥皂、鞋袜、毛巾等日常生活用品。

在志愿军战俘营,凡是重要节日都会加菜、会餐。圣诞节是西方国家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1951年的圣诞节前夕,在碧潼俘管5团,美、英军队战俘在广场上搭起彩色牌楼,到处是英文书写的标语:“恭贺圣诞,新年快乐!”“争取和平,反对战争!”平安夜举办了圣诞晚会,由战俘中的随军牧师戴维斯主持,战俘们聚集在大堂内点燃蜡烛做弥撒。美军战俘贝斯装扮成圣诞老人为大家祝福,给每个人分发糖果和圣诞礼物。志愿军俘管处文艺工作队演出歌舞节目,战俘们自编自演的节目也登台表演。

圣诞晚餐会的菜肴十分丰富,有牛排、鸡肉、馅饼、炸面包、苹果卷饼、色拉等,一共8道大菜;还有啤酒、糖果、香烟。席间,战俘们频频举杯,恭贺圣诞、新年快乐。志愿军俘管干部参加了战俘们的圣诞晚餐会,向他们表达良好的祝愿。俘管领导讲话说:“我们并不信教,但是为了你们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特地为你们安排了圣诞庆祝活动,对你们未能回家同亲人团聚、共度圣诞节,表示同情。”战俘们听了激动不已,有人振臂高呼:“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

战俘中信奉天主教、伊斯兰教、犹太教、佛教等的也不少,他们一起参与基督教徒的圣诞庆祝活动,而在开斋节、古尔邦节等其他节日中,也都会举行庆祝活动及会餐,志愿军同样给予支持和帮助。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营里,美、英战俘们欢度圣诞节

运用精湛医术,医治伤病俘虏无数

医治伤病战俘,是志愿军宽待俘虏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志愿军战俘营的医疗卫生机构是与碧潼战俘营同步建立起来的。总医院有10间房子,最初仅有11名医护人员和1名翻译,60多张病床。随着战俘不断增多,总医院不断得到扩充,条件也不断得到改善。1952年时已有医护人员152人、朝鲜籍护理员32人。1953年4月,总医院病床达110张。总医院设有内科、外科、眼科、耳鼻喉科、口腔科、放射科、检验科、手术室、化验室、药局等,增添了许多设备器材,如万能手术台和无影灯、小型X光机及其他辅助诊疗设备。轻伤病战俘可就近在分院就医,重伤病战俘可在总医院住院治疗。中国红十字会派到朝鲜的国际医疗服务大队中的两个医疗队近200人,先后到志愿军俘管处总医院和各俘管团、队的分院,为伤病战俘诊治伤病。

那些从前线转送到后方战俘营的战俘中,伤病号战俘不在少数。他们有的是在战场上受伤,遭到自己部队遗弃的;有的是在战场上饥寒交加,冻伤饿病的;有的是不愿卖命送死,在战场上自创自伤的;还有的是在被俘后从前方向后方转运途中,遭到美军飞机追杀而被打伤的。尽管战争环境极其恶劣,但志愿军仍克服种种困难,为伤病战俘医伤治病,出现了许多感人的事例。

1950年3月19日,美国陆军《星条报》刊载美联社的报道说:“16名受伤的美军士兵返回到了联合国军的防线,他们都是被俘的美军第2师士兵。中国(志愿军)军队撤走时,给这些伤员留下吃的东西。他们本来打算用卡车将伤员送回美军防线的,但一架美军飞机追上来把卡车打坏了。”

1951年10月27日,加拿大《温哥华日报》报道:“中国人曾无数次将受伤的美军战俘放回他们的阵地。美国军队去接运时,中国人就停止射击。”

志愿军战俘营中不乏医术精湛的专家、学者,他们挽救了许多伤病战俘的生命。                              一天夜里,一名身负重伤的美军上尉飞行员被从前线送到战俘营总医院,他的腮上贯穿着一根枯树枝,生命垂危。原来这名美军飞行员驾驶飞机对鸭绿江边的朝鲜民居进行狂轰滥炸时,被志愿军击落。他跳伞掉进燃烧着的树丛里,一根树枝贯穿了他的左右腮。志愿军战士们发现他时,他整个身子卡在树枝间,动弹不得。志愿军小心翼翼地将他托起,用钢锯将树枝锯断,送他到志愿军战俘营总医院。志愿军医护人员立即给这个战俘施行手术。主刀医生是参加抗美援朝的浙江省医院外科主任汤邦杰。手术非常成功,这名战俘得救了。

另一名美军士兵被俘时被一颗手榴弹炸伤双腿,4个脚趾已被炸掉,腿部还有大小弹片10多块。他被送到战俘营总医院时,已奄奄一息。医护人员多次为他施行手术,取出所有弹片,保住了他的双腿。志愿军军医用中国人的血液给他输血。这个26岁、已有3个孩子的被俘美军士兵逐渐恢复了健康。

在志愿军战俘营里,一名美军少校战俘双眼突感不适,不久几近失明。志愿军医生起先用西药为他治疗,未见好转;后来一位姓项的军医征求他的同意用中医针灸疗法对他进行治疗,最后使他的双眼重见光明。亲见治疗经过的美军战俘们无不惊叹:“奇迹,东方奇迹!”

英军战俘帕亚克患了急性阑尾炎,战俘营总医院的唐玉山军医为他做了切除手术,不久他就痊愈出院了。帕亚克感慨万千地说:“要是在战场上得了这个病,那就没命了。我这条命是志愿军唐医生给的。我永远忘不了志愿军军医救了我的命,为我治好了阑尾炎。”

1951年1月24日,在临津江的一次战斗中,被俘的英军士兵莫塞尔身受重伤,在志愿军战俘营总医院住院8个月,经志愿军医护人员细心治疗后痊愈。莫塞尔极为感动地对战俘同伴说:“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中国军医这样仁慈的好医生!”

在朝鲜战地,在志愿军战俘营各医疗机构里,像这样的传奇故事,不胜枚举!

人性化管理,解决战俘亲友通信

志愿军俘管当局向美方提出,并千方百计地疏通渠道,使美、英等国战俘能同其国内亲友通信联系,这是使战俘们感念不忘的一件大事。

1951年7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开始不久,我方代表即向对方提出交换战俘信件的问题。经过谈判,双方达成协议,准许和帮助战俘们同其国内亲友通信联系。

志愿军战俘营给战俘们发了钢笔、信纸、信封,供他们写信。每个俘管中队都设有一个信筒,战俘们的信写好后,俘管当局派人定期收取,设法转寄出去;或是请我方停战谈判代表团人员将战俘们的信件带交美方停战谈判代表团;或是转给战俘们在国内的亲友;或是委托访问志愿军战俘营的各国际组织代表团、外国新闻记者和各国知名人士等,将战俘们给其亲友的信件带出去转寄;志愿军前线各广播站还会将战俘们的信件进行广播,让收听到广播的前线美、英军官兵向其亲友转达等等。

志愿军俘管当局还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开辟了一个名为《战俘空中呼叫》的节目,于1951年下半年开始,播出美、英战俘对其在国内亲友的信件录音。

中国人民志愿军对美、英战俘实行宽待政策。战俘有伤有病可以得到及时治疗

据不完全统计,仅从1952年4月至1953年7月27日停战协定签字,志愿军俘管当局通过各种渠道,共发出战俘们给其亲友的信件12.9万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战俘空中呼叫》节目播出的家信有900多封。从1952年9月15日到战俘被遣返,战俘们共收到其亲友来信35.4万余封。

美、英战俘能同亲友通信的事在战俘中,在其亲友间,以及在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美军战俘詹姆斯给他女友写信袒露心声说:“我被俘时,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态度是敌对的。因为军方告诉我们,当了俘虏要受虐待,要被砍头。事实恰恰相反。志愿军对战俘执行人道主义政策。我没有被当作敌人,而被当作朋友。”

据英国《约克郡晚报》1952年8月9日报道:英军战俘利兹的母亲奥温太太看到她儿子的照片后,放声大哭。她对该报记者说:“我从照片上看到儿子的模样,高兴极了。他过去写给我的信说一切都好,我总是不相信,认为是安慰我的话;但从照片看,还真是这样。我心头的压力就没有了。”

许多美、英战俘收到父母妻儿及其他亲友的信件后,情绪高涨,或是奔走相告,或是当众宣读,或给大家传阅,或将亲友来信和照片张贴在墙上,让战俘同伴们分享自己的喜悦。

纽约市一位母亲写信给被俘的儿子哈罗德·T·布朗说:“对给你照顾、让你与亲人通信联系的当局,我不知道该用什么话来表达我的感激之情。这里的人和我一样都很感激他们。”她还写道:“我确信他们是按《日内瓦公约》来待你的。你的照片在《纽约时报》登出后,我看到了证据。”

一名美军战俘的父亲给他的儿子来信中说:“希望所有的孩子快回来告诉大家,报纸上骂中国人民志愿军待你们不好,都是错误的。”

美军战俘狄思尼的妻子给他的信中说:“我从内心深处永远感谢中国人对你的真情照顾。”另一名美军战俘的妻子在来信中说:“最好希望中国人把你们送到谈判会上去证明,你们是得到宽待的,以揭破他们的谎言。”

中国人民志愿军播音员在前线坑道对美、英军官兵进行广播喊话,宣讲志愿军宽待俘虏政策

美军战俘克利福德·史密斯的父母接到他的信后,写信对他说:“知道你还活着,而且受到很好的照顾,我们太高兴了。中国人能让你们写信,说明他们并不像这里所宣传的那般。”

另一名美军战俘的父亲来信说:

“你们年轻小伙子为什么不团结起来、签名呼吁和平呢?”

英军战俘麦克尔接到母亲来信后对同伴说:“我妈妈在信中说,英国人自发地组织起来上街游行,要求美国政府停止朝鲜战争,让他们的儿子、丈夫、兄弟早日回家。我妈妈也参加了这样的游行。妈妈说:‘我要儿子,不要战争!”

美军战俘拉夫斯·道格拉斯联络114名战俘同伴,给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写感谢信说:“我们感谢你们为我们所爱之人传递信件,感谢北京的广播电台使我们能同家乡亲友谈话。”联名信坚定地表示:“我们反对战争,拥护和平!”

被俘的美军官兵家属从报纸上看到其亲人的照片,知道他们受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宽大待遇,非常高兴

在志愿军各俘管团、队中,许多俘管人员和翻译干部都参加了为战俘收转信件的工作。我方停战谈判代表团内还专门设立了一个由5人组成的“战俘信件小组”。

为了给美、英战俘们转递信件,我们曾付出血的代价。

在志愿军战俘营里,体育运动广泛开展。图为战俘们在进行篮球比赛

1952年6月24日,志愿军俘管处总部干事王玉瑞奉命携带大批美军战俘信件,乘一辆吉普车从碧潼出发前往板门店,交由我方停战谈判代表团转交美方停战谈判代表团。车行至沙里院时,遭遇美国飞机轰炸扫射,王玉瑞和司机当场牺牲,他所携带的大批美军战俘信件也都被美国飞机炸毁。王玉瑞是为执行中国志愿军宽待俘虏的政策而死,是为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而光荣献身的好战友、好同志!

丰富日常生活,开展战俘文化活动

志愿军各俘管团、队、中队都建有战俘俱乐部,统一管理战俘的文化娱乐活动。志愿军俘管处王央公主任和新闻科王奈庆科长等参加的俘管处总部篮球队,经常同美军战俘篮球队进行比赛,吸引了大批美、英等国的战俘观看,大大促进了战俘间群众性的体育运动的广泛开展。

应战俘俱乐部委员会的要求,经俘管处领导层批准,战俘营于1952年11月15日至27日在碧潼举办了一次大型运动会——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营奥林匹克运动会。14个国家的战俘运动员代表共有500多人参加,共进行了27个运动项目的比赛。战俘大型运动会的成功举办和胜利结束,使战俘们兴奋不已。战俘们盛赞运动会开得好,史无前例,别开生面。

战俘办报,这样的奇事出现在了志愿军的战俘营。美军战俘普林斯登·里奇建议创办一个刊物,取名《走向真理与和平》,得到志愿军俘管处领导层的批准。这个16开版的半月刊于1952年春正式出版,宗旨是互通信息,交流战俘心得体会。该刊发行量很大,每期的篇幅也不受限制。1953年1月30日出版的一期竟多达65页。它不仅在战俘营内发行,还传到了板门店停战谈判会场。一些访问过战俘营的国际机构人士将刊物带到世界各地,许多看过这份刊物的人无不惊叹:“战俘办报,这是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

战俘们可以自由地到阅览室看书读报,在战俘们自办的墙报园地发表文章,畅谈观感。俘管处有个文艺工作队,经常到各俘管团队巡回演出。战俘们可以经常看到电影,可以自由参加各种宗教活动,志愿军各俘管团队为战俘们提供物质和便利条件。

美国入侵朝鲜战争之初,志愿军击毙、击伤敌军的数量是俘获敌军官兵数量的3倍以上。其原因是美国军方对其官兵进行欺骗宣传,污蔑志愿军“虐待俘虏”,被共产党俘虏了是要“砍头”的。这类谎言曾一度在美军官兵中起了一些迷惑作用。在战役、战斗中,美军部队吃了败仗,扔下许多官兵的尸体和伤员,能跑就跑,跑不掉就藏,很少有放下武器举手投降的。

1950年10月26日凌晨,一位志愿军战士在山头站岗放哨,听到草丛中有响声,他警惕地端着枪拨开草丛一看,原来是一名美军少校军官,名叫奈勒斯,是南朝鲜李承晚第6师第2联队的“顾问”。他是中国志愿军入朝参战后捕获的第1个美军俘虏。一位志愿军英语干部告诉他不必害怕,志愿军宽待俘虏,并给了他一些压缩饼干充饥。这名高度紧张的美军战俘这才松弛下来,连声说:“谢谢,想不到你们志愿军这样好!”

另一次战斗中,一位志愿军战士冲上去指着一名端着枪、躲在一棵大树旁做射击状的美军士兵喊道:“举起手来,缴枪不杀!”这位战士刚学会的为数不多的英语短语,在战场上居然用上了。然而,那名美军士兵一动不动,也不打枪。原来他的枪里已经没有子弹了。翻译问他:“为什么不举手投降?”他回答:“军方说,被中国人俘虏了要受虐待,要砍头。我们害怕得很。”这名美军士兵被带下火线,受到了宽大待遇。

志愿军在给予敌军以沉重军事打击的同时,大力开展瓦解敌军的工作和宽待俘虏的宣传。随着我军宽待俘虏政策影响的深入和扩大,情况逐步有了变化。不仅美军战俘多了起来,在战场上打起白旗,向志愿军投降的也多了。曾几何时,战士们还感到美军“好打不好抓”,到后来变成了美军“好打又好抓”。

一个名叫麦克道弗拉尔的美军骑兵第1师士兵在中国志愿军宽待政策感召下,主动写信给美军官兵劝他们“向志愿军投降,避免无谓的牺牲”。这封劝降信还未发出,美军第24师第19联队240人,就打着小白旗,向中国志愿军投降。美国军方恼羞成怒,大炮、飞机齐向这支投降的美军队伍猛烈开火,131名美军官兵被打死,最后有109名美军官兵在志愿军配合下,突破美军的火力网,到达志愿军战俘收容所,保住了生命。

据媒体报道,侵朝美军第24团一个连的官兵,集体向中国志愿军第39军缴械投降。至于美军官兵零星放下武器向中国志愿军部队投降的,更是不在少数。

在志愿军战俘营,情况也在发生变化。人们注意到,战俘中出现了“三多三少”的情况:轻松愉快的多了,担心害怕的少了;相互交流的多了,消极抵触的少了;心宽体胖的多了,骨瘦如柴的少了。其实,战俘中的新情况,何止“三多三少”,“五多五少”也数不完。比如:读书看报的多了,懒散度日的少了;自觉遵守纪律的多了,调皮打闹的少了等等。

战俘们的生活情况和精神面貌焕然一新。越来越多的战俘从战俘营的现实生活中得到启迪,开始认真思考一些问题:

“我们远涉重洋来到朝鲜,真的是执行联合国的‘警察任务吗?”

“装备精良的‘联合国军,为什么屡吃败仗?”

“(美国)军方一再告诫我们:被中国军队俘虏了,要受虐待,要砍头,为什么现在我们都生活得很好?为什么我们的脑袋都还长在脖子上?”等等。

战俘们通过有线广播、图书报刊,以及与志愿军人员的接触中寻求解答。越来越多的战俘思想豁然开朗,认识水平提高了,战俘营里出现了许多使人意想不到的事情。掀起揭露美国空军飞机轰炸战俘营、反对美国破坏停战谈判、反对战争、拥护和平的浪潮。

在美军战俘普林斯登·里奇的倡议下,战俘的“和平委员会”选举产生了。战俘们在“和平委员会”领导下,举着标语牌,在碧潼街上游行示威,高呼口号:“拥护和平,反对战争!”“不许插手朝鲜!”“美国侵略军从台湾撤回去!”“将台湾归还给新中国!”

世界和平运动理事会理事、著名的妇女领袖莫尼卡·费尔顿夫人访问志愿军战俘营,受到英、美战俘们的热烈欢迎

战俘“和平委员会”向“世界保卫和平委员会”等国际组织发出通电,表示“拥护和平,反对战争!”笔者曾在现场看到,战俘们排着长长的队伍,踊跃地在通电上签名,场面热烈。志愿军俘管5团共1363名战俘,在通电上签名的就有1353人。只有10人因担心回国后会受到处罚而没有签名。

成效显著,战俘营工作广获称赞

1951年的春天,志愿军战俘营里生机勃勃,与筹组初期困难重重、战俘情绪低落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里没有铁丝网,没有狼犬,没有碉堡,除了战俘营大门口有两个卫兵站岗值勤之外,没有荷枪实弹的军警到处巡查监视。这里不分国籍、种族、肤色、宗教信仰,均被一视同仁地平等对待。美军俘虏弗兰特把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俘营称为“世界上第一等的战俘营”。

从志愿军战俘营成立时起,就不断有中外媒体记者、国际知名人士、各国际组织的领导人等来访问、参观。

侨居美国夏威夷檀香山的陈志昆先生,曾担任孙科的英文秘书,是孙科夫人陈淑英的堂弟。1951年的冬天,陈志昆在志愿军两位女翻译吕斌和袁善如的陪同下,专程到美军战俘比较集中的碧潼俘管5团和昌城俘管1团停留了两个多月,参观战俘的生活起居、文娱活动、医疗卫生设施等,同不计其数的美军战俘进行座谈和个别谈话,就战俘们关注的问题同他们进行交流和沟通:介绍自己的家世、人生理念,述说美国各方面的最新情况,讲解朝鲜战争的起因和趋势,阐述中国近100多年来的历史、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的原因及志愿军宽待俘虏的政策。希望战俘们放下思想包袱,争取早日结束战争,返回美国与亲人团聚。

陈志昆先生的访问和谈话,受到美军战俘们的热烈欢迎。美军战俘们见到陈志昆先生,大有“他乡遇故知”的感觉,美军战俘还给他取了个美好的称呼:“来自家乡的民间大使”。

世界和平运动理事会理事、著名的妇女领袖、英国的莫尼卡·费尔顿夫人于1952年9月间来到志愿军战俘营住了几天,深入参观访问,仔细了解战俘营的情况,同英、美战俘个别谈话,开座谈会。她无限感慨地说:“简直是奇迹!这里真的不是战俘营,是学校,是一所‘特殊的国际大学校。”

费尔顿夫人离开碧潼志愿军战俘营时,对给她送行的英、美战俘们说:“我认为,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确实是爱好和平、反对战争的。他们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为你们做了所能做到的一切,就是证明。我要将在战俘营看到的一切,告诉英、美和全世界各国人民,让他们知道:你们安全而愉快地生活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营这所国际大学校里。”

(编辑 杨 琳)

(作者是中央军委总政宣传部原工作人员,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从事过俘虏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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