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语政治史·伊比利亚篇:从形成到中心化

发布时间:2021-05-14 发表于话题:1492年是哪个世纪 点击:79 当前位置:黄埔网 > 教育 > 西班牙语政治史·伊比利亚篇:从形成到中心化 手机阅读

序:从拉丁语的头两次死亡说起

  拉丁语在死亡时过程的离奇,就如同她的诞生一样不可思议。拉丁语曾经历过两次死亡,第一次是作为口头语言的死亡,第二次是作为书面语言的死亡。

  起初,她仅仅是台伯河畔一个小村庄所使用的方言,然而到十个世纪之后,她已经成为了整个西欧的主人。帮助拉丁语传播的工具,名叫罗马帝国。

  不过,即使是在罗马境内,拉丁语也并非所向无敌:在地中海东部,拉丁语在古老的希腊语、阿拉姆语和埃及语脚下没有找到立足之地;在北非,顽强的柏柏尔语对迦太基和罗马一视同仁,拒绝让它们的语言抢夺自己在普通民众当中的地位,直到罗马统治瓦解数世纪后,才选择让位于阿拉伯语。只有在社会组织简单、人口稀少、而且当地人对罗马政权较为亲和的西欧,拉丁语才得以开枝散叶,并且形成了语言上的共同体。拉丁语的传播依靠三种力量维系,一是兵源广泛而且四处驻扎的罗马军队(“军队是语言的熔炉”),二是相对发达的教育系统,三是政治统一带来了广泛频繁的地区间交流。那时的拉丁语可以分为古典拉丁语(Classical Latin)和通俗拉丁语(Vulgar Latin)两种,前者是罗马官方使用的标准形式,后者是帝国境内平民百姓所使用的形形色色的地方语言。

  随着罗马在地中海西部的衰亡,拉丁语的危机随之到来。日耳曼人对拉丁语最大的威胁并不是语言上的直接影响。日耳曼人各部落在政治上统治了西欧,但是在文化上却遭遇了被拉丁语民众同化的命运(中国读者对此应该并不陌生)。在强势的法兰克人所统治的高卢,法兰克语也未能取代民众的语言,而是被其吸收;在东哥特人、西哥特人和苏维汇人统治的意大利和伊比利亚,日耳曼语几乎连存在过的痕迹都没有留下;只有在不列颠,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的语言取得了胜利,因为他们同大陆上的日耳曼人不同,并没有作为统治者融入民众,而是作为定居者不断抢夺当地人的土地。然而总的来说,日耳曼人还是要为拉丁语的死亡负责,因为他们带来的政治分裂促成了拉丁语分化为各个子语言的过程:组织统一而且四处开拔的罗马军队已经不复存在;中央政权的消失使得作为官方语言的古典拉丁语不再具有标准形式;战争带来的文化凋敝导致了教育系统的消逝;政治单位的破碎伴生着封闭经济单位,即封建契约生产关系的出现,各地区步入了相对隔绝。各地民众所使用的通俗拉丁语差异越来越大。717年时,在英格兰出生的圣卜尼法斯(Saint Boniface)觐见了在罗马长大的教宗额我略二世(Pope Gregory II,715-731年在位),两人之间的拉丁语对话十分艰涩——八世纪的人们已经意识到了拉丁语共同体正在逐渐瓦解。随着口语上的分化,拉丁语开始遭受它的第一次死亡。拉丁语所经历的这种分化过程被称为罗曼化(Romanize),分化出的各种语言统称为罗曼语(Romance)。

  当查理曼(768-814年执政)意识到了同样的问题时,这位新的大一统君主决定重新制定拉丁语的统一标准。他聘请了英格兰学者,约克的阿尔琴(Alcuin of York)主持这项工作。阿尔琴制定出了统一的书写和发音标准,但这种标准语有一个问题在于,它的字母拼读同人们的实际读法并不相同。如果一个人想要照着拉丁语文本读出普通人可以听懂的语言,就不能够按照字母拼读,而必须对词汇和语序做出替换和调整,这对于读者的压力无异于掌握两门语言。为此,法兰克人在确立标准拉丁语的同时,也发明了适应口语的书写系统,即不管标准形式如何,都按照口语的实际读音来拼写字母。在842年的《斯特拉斯堡誓约》(Oaths of Strasbourg)当中,为了让缔约双方士兵都能听懂读音,文本采用了三种语言,即拉丁语、古高地日耳曼语和高卢罗曼语。也就是说,至晚从这一时期开始,拉丁语和罗曼语在书写形式上也已经出现了分化。不过,在之后的几个世纪当中,拉丁语依然是宗教、外交、教育、学术上的唯一标准书面语,各种罗曼语的书写形式只不过是一种不入流的民间替代品,主要承载一些诸如骑士小说之类的文学作品。但是罗曼语书写系统的诞生和发展预示了拉丁语的第二次死亡,在15世纪之后,随着印刷机的到来,各民族语言在书面领域也逐渐取代了拉丁语的地位。

  从未有一种语言像拉丁语一样,能够先后并同时经历自身的两个死亡过程,而且这种过程是如此地漫长。目前,作为死语言的拉丁语仍然存活在欧美的学校教育当中,在天主教会里也有着不可取代的重要地位。但是长期来看,它在这两个系统当中也都在不断衰弱。拉丁语会迎来它的第三次死亡吗?那将意味着它成为梵语一样仅在宗教和学术的极小范围内存在的死语言。但或许它也会因为某种契机(例如欧洲联合)而复活成为通用语,就像希伯来语那样。

  上面这个问题非常有趣,不过对拉丁语的探讨要到此为止了,因为本文真正的主角是拉丁语骄傲的女儿——西班牙语。是拉丁语的死亡造就了西班牙语,但西语也命中注定遭受许多和其母亲一样的险阻和挑战,而这就是我们在了解西语前必须了解拉丁语命运的原因。

14世纪时罗曼语的分布状况。在西欧,罗曼语的边界同古罗马帝国的边界基本吻合。宗教改革之后,这条边界又充当了天主教和新教的分界线。

一、卡斯蒂利亚语作为一种独立语言的诞生(15世纪之前)

  为了描述几个世纪当中拉丁语漫长而复杂的罗曼化过程,语言学家发明了一大堆名词,“通俗拉丁语”(Vulgar Latin)、“晚期拉丁语”(Late Latin)、“原初罗曼语”(Proto-Romance)、“早期罗曼语”(Early Romance)、“伊比利亚罗曼语”(Ibero-Romance)、“原初西班牙语”(El Español Primitivo)等等。这些名词很容易让我们陷入两个误区,一是认为罗曼化过程是不断的、线性的,二是认为这种渐进过程似乎没有受到外在因素的扰动。首先,罗曼化并非始终是单向的,依据西班牙语语言学权威拉蒙.梅内德斯.皮达尔(Ramón Menéndez Pidal)对10-13世纪西班牙罗曼语文本的研究,西班牙的各种罗曼语在1030-1170年间曾经出现过拉丁化的趋势,在1170年后才重新走上罗曼化的轨道。其次,罗曼化毫无疑问与许多重要的外部影响有关。例如伊比利亚人从法国引入了按照口语读音而非拉丁语标准形式的书写系统,就直接导致了书面语的分裂。此外还有政治因素,例如葡萄牙的独立(1139年)加剧了葡萄牙语和加利西亚语的分离,巴塞罗那伯国和阿拉贡的联合(1137年)加剧了加泰罗尼亚语和普罗旺斯语的分离。

  在形形色色的伊比利亚罗曼语当中,卡斯蒂利亚语(未来的西班牙语)一开始也只是使用范围很小的一种。卡斯蒂利亚语的扩张同卡斯蒂利亚王国的扩张是分不开的,但是在中世纪的语境下,前者的步伐要远远慢于后者。在12世纪的托莱多,这座已经被基督徒征服一百年的城市还在使用阿拉伯语作为行政司法的书面语言。在民族国家开始形成之前,语言并不是一个非常要紧的问题。在13世纪,有“贤者”之称的国王阿方索十世(1252-1284年执政)大力推广卡斯蒂利亚语,以促进宫廷文化的繁荣,这被后人视为卡斯蒂利亚语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但这种政策背后的意味并不能用当今时代的政治逻辑来考量,毕竟其实,阿方索本人都说不好卡斯蒂利亚语,他自己用的是主要是莱昂语。

公元1000-2000年,伊比利亚半岛语言变迁示意图

三、西班牙语的制度化(18到19世纪)

  1700年,来自法国的波旁王朝成为了西班牙的主人。西班牙期盼新君主能够带来法国式的制度改革,从而改善西班牙所处于的衰弱地位。在波旁改革当中,一个在政治上似乎不起眼,但是在语言上具有重大意义的机构诞生了:1713年,西班牙皇家语言学院(La Real Academia Española,RAE,下文简称语言学院)创立,标志着西班牙语制度化的开始。

  “语言学院”听名字像是一个人畜无害的、与政治无关的文化组织,这其实是一种错觉。作为波旁改革的一部分,语言学院本身是中央集权政策的产物,是高度政治化的。正如在1726年语言学院的一份文件提到“学院既不是教师,也不是学者。他们应被视为法官,经过严谨的学习,对文字进行裁决......”学院的首任领导者维耶纳侯爵(Mar de Villena)同宫廷内的王权至上主义者,改革家玛卡纳兹(Melchor de Macanaz)关系紧密。此外,语言学会的创立同宗教裁判所和卡斯蒂利亚委员会(Council of Castile)两大机构的改革在时间上十分接近,而且遭遇了来自这两个机构的警惕和反对。事实上,语言的制度化和统一化正是王权扩张的象征:语言学院掌握了对于语言和文字的控制权,即是对垄断教育系统的教会进行打击。与此同时学院肩负维系推广西班牙语的的职责,这意味着辅佐王权对加泰罗尼亚、巴斯克等地区的渗透。在18世纪,语言同民族政治之间的关系已经初步确立。

  19世纪的西班牙基本维持了前一个世纪对法国的效仿。在语言领域,19世纪的法国被认为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典范。它通过强大的教育系统实现了法语的全面推广,特别是压服了有着辉煌文学传统的普罗旺斯语和古老独立的布列塔尼语。这种成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西班牙面对的加泰罗尼亚语和巴斯克语问题。19世纪的历届西班牙政府,无论是1868年之前的自由派、温和派和进步派,或者是1875年之后的自由党和保守党,都试图通过现代化改革来改变国家的面貌,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通过大众教育来实现民族同一性的塑造。然而西班牙当局并未取得法国那样的成功。这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十分疲软,到世纪末还未能踏上工业化的轨道,过半人口仍是文盲。标准西班牙语确实在过去的两个世纪当中大大扩张了,但还不足以压倒巴斯克语和加泰罗尼亚语。这一事实背后隐藏的问题被遗留到了下个世纪,乃至下下个世纪。

  在19世纪的历史上,还有一件不得不提的事情,那就是西班牙语正字法和语法规范的确立。这两项工作在世纪中都曾经受大量的争议,直到1890年代才最终定型。在当局的扶持下,皇家语言学院掌握着垄断的权力,而它的成果也被用来反哺语言政策的推进。

西班牙皇家语言学院的纹章。中间的图案是一只坩埚,座右铭是“清理、修复,并创造辉煌”。

四、作为重大政治问题的语言(20世纪)

  当专制的君主制已经成为历史,新生的民主共和国应该如何处理民族问题?1931年时,这个疑惑被摆到了全体西班牙人的面前。

  没有人可以否认,由于西班牙在前几个世纪当中未能完成国家的整合,语言问题此时已经成为了实实在在的的民族问题。

  米格尔.德.乌纳穆诺(Miguel de Unamuno),西班牙知识界“98一代”的代表人物,同时也是第二共和国建立时最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要求国家必须完成语言上的统一,以创造君主制和天主教之后的民族同一性,甚至声称“或许一场内战可以带来必要的团结......”他是一个巴斯克人,但是1898年美西战争的灾难影响了他的观点,让他决心捍卫西班牙的民族和帝国。

  拉蒙.梅内德斯.皮达尔(Ramón Menéndez Pidal),皇家语言学院的权威学者,建议在少数语言区实施双语制,但是西班牙语的普及是最终的方向.......

  尽管有这些强硬的言论的存在,在左翼人士和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者的努力下,共和国宪法最终还是体现为妥协和平衡的产物——西班牙语是唯一官方语言,掌握它是每个公民的义务;少数语言的权利得到承认,虽然它们不能成为义务教育的内容。

  西班牙曾在同一化的努力中遭遇失败,但是新时代的民主或许可以让这个习惯于不容忍的国家尝试一条多元共存的道路。不幸的是,内战和军事独裁的到来打断了这个实验。

  弗朗哥政权延续并且加剧了强制同一化的政策,也重演了这一政策的失败。排异手段在20世纪挑起了新的仇恨,让21世纪的人们继续为之埋单。

  每一种语言背后都不会脱离政治,但历史上也从未有哪个时代同民族国家时代一样,把语言和政治绑定的如此紧密。在伊比利亚半岛,罗曼语之间的若即若离、爱恨情仇,构成了此地西班牙语政治史的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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