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运】晚清士大夫对古埃及的历史书写

发布时间:2021-05-04 发表于话题:古埃及对应中国朝代 点击:65 当前位置:黄埔网 > 综合 > 【搬运】晚清士大夫对古埃及的历史书写 手机阅读

搬运自《史学史研究》,2021 年第 1 期 ,总 181 期 。作者刘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历史文献学、清史、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

摘要:晚清士大夫对古埃及史有着浓厚兴趣,就纪年方面,他们把古埃及年代与先秦纪年接榫,在书写过程中表达了自己的历史观,如林则徐在书写埃及史时故意不用武则天纪年。就物质层面,晚清士人对古埃及的金字塔和木乃伊特别关注。就典籍层面,晚清士人被掌握话语霸权的西方人误导,误以为承载古埃及文明的亚历山大图书馆被阿拉伯人焚烧,从而对阿拉伯人口诛笔伐。就文明层面,晚清士人在埃及文明哺育希腊罗马文明的基础上,将拉克伯里“中国人种西来说”进行改造,构建出埃及文明源于中国的说法,这样的西学中源循环说为晚清中国学习西方文明提供理论依据,唐才常、王树楠等人认为西方文明实际上最早发端于中国,我们只是“礼失求诸野”而已。

关键词:古埃及 晚清士人 西学中源 亚历山大图书馆 年代学


中国是远东历史最悠久的国家,埃及是近东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中国人至少在宋朝就知道埃及的存在,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三记载:“若夫默伽国、勿斯里等国,其远也,不知其几万里矣。”“勿斯里”就是埃及,此后埃及也不时出现在中国典籍中,但皆为地理风情,无历史书写。到晚清时期,从林则徐开始,越来越多的士大夫关注埃及,书写古埃及历史,许守微《论国粹无阻于欧化》:“埃及为文明之初祖,天文建筑美术,照耀寰宇。而为问今日,有复见琐罗门美内士之遗烈者乎?故国粹隳而埃及微矣。”张㰘诚《埃及略说》:“自文化观之,若科学、若美术、若文学、若工艺,实为世界文明之先河,欧美近日之文明无不胚胎于此。而自历史上考之,亦为建国最古、开化最先之国。徒以政治不良,有形式而无精神,遂以招外患而致颠覆。”埃及文化各方面都是世界最早,然而埃及没有缔造一套强抗风险能力的政治制度,最终被外敌倾覆。到19世纪,拥有近6000年文明史的埃及几乎与没有文明的印第安红色人种、撒哈拉以南黑色人种并列。周作人《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二千年来,埃及不国矣。自法老舍提二世以后,国渐式微,文物凋零,道德颓丧,降及末叶,益入淫贪,波斯一登,遂以瓦解。今者江河益下,凌夷日甚,惧弗免与红人黑种同丘,而古国王孙遂莫自拔于皂隶矣。”埃及与中国,同样有着昔日的灿烂文明,同样在今日四面边声连角起,相似的国情,使得晚清士大夫希冀从埃及文明兴衰的历程中找出值得中国借鉴的经验。在19世纪末列强瓜分狂潮之下,晚清士人写金字塔、亚历山大图书馆绝非海外猎奇,而是危亡意识下的兴衰之鉴,借古埃及之具象化文明以浇胸中块垒。古埃及建筑虽存,文明已亡,中国人虽在,在西方列强咄咄逼人之下,文明亦有衰亡之危,明乎此,方知晚清士人书写埃及史之目的。

一、林则徐对古埃及历史书写的初次尝试

晚清士大夫最早记录古埃及历史者,当属林则徐《四洲志》记载的“伊揖国”:

格罗都城为著名之国,闻者起敬。然其史书久湮,故人物之本源,朝代之沿革,均无稽考。虽书籍所述,极其荣华富贵,亦无遗迹可征。天下七奇而阨日多国居其二:一曰尖形高台,乃多禄茂王所建……二曰法罗海岛高台,亦多禄茂王所建,依山为基,细白石筑成,顶上安火炬,夜照百里外,海舶俾识港路……至三弥尼达士王,往攻阿未里加之北隅,败绩,并本国为巴社袭夺。赖国人不服巴社,遂有阿力山达起兵恢复。同时才杰并出,有比多里弥士等兴工作,教技能,遂一变伊揖为声明文物之国……在耶稣未纪年以前,曾为隔海之意大里所据。一时虽不幸,而机巧技艺亦得意大里国之传授。至耶稣纪年七百(唐嗣圣十七年),为回教阿丹所攻服。

“格罗”即埃及首都开罗,“人物之本源,朝代之沿革,均无稽考”则不准确,不过这也不能怪林则徐。林则徐在1841年编纂成《四洲志》时已经能利用到19世纪30年代的西方地理著作,此时古埃及文字已经被破译,然而破译者商博良于1832年英年早逝,给埃及学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使得根据古埃及文字确定古埃及朝代沿革编年的工作进度被推迟。傅岳棻《西洋历史教科书》记载了古埃及文字的破解过程:“埃及文字有三种,一图解,一符号,一声音模拟……千七百九十六年,拿破仑远征埃及时,军队开凿尼罗河炮台,得一石碑,表面有三体文字,其一为画文字,即古代象形字。其一为特木兹科,即民间造用之俗字。其一为希腊文字,当时从军法国学者希耶摩贺利渥通希腊语。由是反译其画文字,渐次研究,遂解其文,所谓洛屑他碑文是也。”拿破仑远征埃及时得到了罗塞塔石碑,石碑上的三种文字分别为“象形字”(古埃及圣书体)、“特木兹科”(Demotic,古埃及世俗体文字)、古希腊文。拿破仑随行学者中有精通希腊文的,通过希腊文的意思与象形文字所表现的场景,最终破解了古埃及文字。到1849年,“莱普修斯的《埃及编年史》出版。该书根据对古文献的整理……坚实地勾画出了古代埃及历史的轮廓。”此书出版后,古埃及从前3150年第一王朝到前30年第32王朝结束,这早期三千年的历史时间轴才逐渐搞清,显然在此之前出版的林则徐《四洲志》,是不可能对古埃及王朝有清晰表述的。

“天下七奇而阨日多国居其二”指的是世界七大奇迹中埃及的两个,金字塔和位于法洛斯岛的亚历山大灯塔。“多禄茂”就是古埃及第32王朝建立者托勒密,金字塔是古埃及第三至第六王朝所建,所以林则徐的表述有误,此外林则徐在《四洲志》中还详细记载了金字塔的形制。对于托勒密建造的亚历山大灯塔,林则徐表述准确。前332年“阿力山达”(亚历山大大帝)终结第31王朝,开始了古埃及第32王朝,即托勒密王朝。“比多里弥士”即克罗狄斯·托勒密(公元90—168年),他是住在亚历山大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地理学家,被基督教采纳、霸持中世纪天文学核心地位的“地心说”的发明人。“遂一变伊揖为声明文物之国”,这一说法显然是林则徐对西方人记载的不加考究的采信。托勒密是罗马帝国统治下居住在埃及亚历山大地区的希腊人,宣称从文化上继承希腊罗马的欧洲人自然要尽全力推广欧洲中心论,说是托勒密给埃及带来文明,而事实上埃及文明古已有之,是埃及文明哺育的希腊文明、罗马文明、欧洲文明。“一时虽不幸,而机巧技艺亦得意大里国之传授”也是同样的问题,明明埃及文明比罗马早得多,焉用罗马传授?“

“耶稣纪年七百”即公元700年,“唐嗣圣”是中宗李显,李显于公元684年继位,当年即被废,“嗣圣十七年”的年号实为武则天圣历三年,公元700年,林则徐如此表述,代表了清代士大夫对武则天的一般看法,即认为武周是僭伪政权,不是正朔,纵然唐中宗昏庸无道,也依然要按照他的纪年方式,哪怕是写埃及历史也是西历与唐中宗纪年并用,不承认武则天政权。不知林则徐所说公元700年“阿丹”(阿拉伯帝国)夺取埃及是何所本,实际上642年阿拉伯帝国就从东罗马帝国手中攻取埃及,并非700年。

总体而言,林则徐对古埃及历史记述得不准确,多有舛误,但在晚清时期已经可以称为第一个对埃及历史做书写的人了。林则徐之所以要书写埃及史,概因他组织人将英国人慕瑞《世界地理大全》经过改写后译成中文,即作为自己与英国开战前的世界情报资料,也作为向中国士大夫推广的世界历史地理著作。在林则徐之前,中国人虽然也有写到埃及者,但不过是以蛮触相争视之。尽管林则徐还不能完全以平等姿态看待所有国家,但是他关于古埃及的书写已经一定程度体现民族国家观的理念,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此后徐继畬《瀛寰志略》、斌椿《乘槎笔记》、邹代钧《西征纪程》、傅岳棻编纂《西洋历史教科书》、傅运森述《东西洋史讲义》、吴葆諴《东西洋历史教科书》、佚名《埃及百年兴衰记》、黄海锋郎《世界亡国小史》等一系列作品均有对古埃及的历史书写。


二、古埃及年代与先秦纪年的接榫

晚清士人在书写埃及史时对古埃及年代学非常重视,他们会把古埃及年代与中国《竹书纪年》的时间表放在一起作比较,由于受19世纪欧洲埃及学本身就在草创期的影响,他们对古埃及历史前半段的书写错舛较多,后半段的书写较精确。在林则徐之后,下一个对古埃及史进行书写的是徐继畬,徐继畬是1849年完成的《瀛寰志略》,他参考的资料都是在此之前出版的,而第一部完整的埃及编年史—莱普修斯的《埃及编年史》是1849年才出版,此前出版的埃及史都只能是大脉络,故而徐继畬在年代对应上多有舛误,且有许多不可考处。1849年莱普修斯《埃及编年史》出版后,埃及编年历史传开,此后晚清士人对埃及史的书写从年代上就准确多了。晚清士人将古埃及纪年与中国上古纪年进行接榫,他们在写夏商西周纪年时,可参考的年表主要有清人马骕《绎史》中的《年表》、王之枢《钦定历代纪事年表》、林春溥《古史考年异同表》等,但无论哪一部年表,在编写过程中其实都以《竹书纪年》为主要参考典籍。因为古代有关上古纪年的最准确、连贯的典籍就是《古本竹书纪年》。马骕、王之枢、林春溥都有各自的纪年算法,依照当下对夏商西周年代学的研究成果,则会发现晚清士人对中埃古代纪年的接榫大致不差。以邹代钧1886年所写《西征纪程》为例:

埃及古名麦西,为西方最古之国。西史言其建国之始在西历纪元前三千八百余年,略计之实为炎黄以前。其第一朝曰美内士,文物制度颇盛。唐尧时有腓尼司牧人侵入其国,风俗大变。于是埃及君民咸以畜牧为生。夏帝不降时,伊西比亚酋始兼王埃及。伊西比亚者,努北阿、阿比西里亚二部之总名也。商小乙时为埃及第十七朝,其主拉墨塞能强其国,北取小亚细亚西,略欧罗巴,至多瑙河。穷土木之盛,尝营宫殿百处,古今艳称之。至周景王二十年,波斯王居鲁士抚有亚洲西域广土,遂并埃及而有之。显王三十九年,马基顿王亚历山德灭波斯,埃及亦归马基顿……显王四十六年,亚历山德之将曰多利买剌基者据埃及为王,雄武有略,藏书七十万卷于亚历山德城,学术大备。传子孙三世,富饶当时,号为黄金时世。至汉成帝时,有女王姑娄巴多拉,姿容绝艳,才力称之,然悖理无道,国人怨叛。建始三年为罗马所灭。

邹代钧的“建国之始”指的是第一王朝,现在一般将其定位为前3100年左右,邹代钧说“前三千八百余年”代表了19世纪埃及学的前沿说法。“美内士”就是古埃及第一王朝开国之君美尼斯,“努北阿、阿比西里亚”指的是位于埃及南部和苏丹北部的努比亚、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埃及国王同时管辖努比亚、埃塞俄比亚是第十八王朝图特摩斯一世于前1500年左右完成的,夏朝不降是前1702年至前1644年在位,所以邹代钧对于中西时间对比的书写有误。商朝小乙是前1284至1275年在位,此时埃及在位的是拉美西斯二世,就是“拉墨塞”,这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是对应上了。但拉美西斯二世是古埃及第十九王朝国王,不是十七王朝,邹代钧所言有误。拉美西斯二世从未打到过多瑙河,古埃及的军队也从未打到过欧洲大陆,这一点邹代钧写得夸张了。“穷土木之盛”所言不虚,时至今日尚存的卡纳克神庙、阿布辛拜勒神庙等都是拉美西斯二世所建。波斯王冈比西斯灭埃及是在前525年,这一年是周景王二十年,邹代钧表述正确。亚历山大大帝于前330年灭波斯帝国,这一年就是周显王三十九年,从此埃及也属于亚力山大帝国了,埃及开始托勒密王朝时代。“姑娄巴多拉”即埃及艳后克娄巴特拉,她在位期间埃及终为古罗马所并,用“悖理无道”形容克娄巴特拉的统治,表明邹代钧与林则徐一样,对于女主统治在字里行间是流露出不满的,纵然是晚清开眼看世界的士大夫,仍旧视男性统治政治为天经地义。

总体而言,邹代钧对古埃及历史的书写比较准确,尤其是古埃及后期的纪年,与当今埃及学无二,在19世纪也是属于世界前列的,表明此时晚清士人最先进者已经对古埃及历史有了较高水准了解。之所以邹代钧要把古埃及纪年与中国上古帝王纪年加以比附,就是为了让中国人更能理解埃及历史之悠久,通过时间连接,来达到空间想象,让中国士大夫明白,外国文明不是海通以来的新井喷,而是古已有之,皆有所本,中华上古文明绝非一枝独秀。“略计之实为炎黄以前”表明邹代钧已经承认埃及历史比中国历史要早,这在晚清以前,对于坚持天下朝贡体系,把中华更多看做文明概念而非种族概念的中国而言,是不可想象的。

宣统年间傅运森所写《东西洋史讲义》比邹代钧对古埃及各王朝的叙述更进了一步,各王朝脉络更清晰。“西元前五千年间,有绵斯者,平定诸部,奠都尼罗下游之孟菲斯,为埃及肇国之祖,是为第一朝。至第三朝,而文字作用之道始开,至第四朝,而金字塔之建筑尤盛。至第六朝,而孟菲斯之王国遂终。综斯六朝,其政治所被之区,似不甚广,北不能有三角洲,南不能有上埃及。第六朝以后,尤为微弱,各州分立,至第十一朝,而埃及主权,遂移于底比斯,即第十二朝也,为埃及文化最盛之世。迨阿剌伯之游牧种族,覆底比斯而有之,立中央集权之制,奉一神之教,历五百年,又为底比斯侯阿美斯所驱,阿美斯为第十八朝,武功极盛,远征亚细亚,直至哀甫拉特河,握西南亚细亚霸权。十九朝时与西亚之契得王国,战争数四,卒缔约和亲。其后数朝,值国家多事,先见并于哀提伯,旋复为亚述所灭。”“绵斯”即美尼斯,他在前3100年建国,并非前5000年。古埃及第三王朝时,已有各种宗教文学、传记文学,如《对卡盖姆尼的教育》,此时“文字作用之道始开”。第四王朝是埃及兴建各金字塔的高峰期,如胡夫金字塔、哈夫拉金字塔等都是在此时段修建。说古埃及前六个王朝“北不能有三角洲”并不准确,尼罗河三角洲从第一王朝开始就属于古埃及,“南不能有上埃及”的说法是对的,古埃及以尼罗河分上下,尼罗河上游是上埃及,下游(三角洲入海口处)是下埃及。第六王朝到佩皮二世在位时期王权日益削弱,各诺姆(州)逐渐独立。埃及早期各王朝首都都在尼罗河下游的孟菲斯,到第十一王朝,首都迁至尼罗河中游底比斯。此后傅运森所说“阿剌伯之游牧种族”指的是喜克索斯人,他们建立了第十五、十六、十七王朝。“阿美斯”即第十九王朝拉美西斯二世,他在位期间打到“哀甫拉特河”(幼发拉底河),“武功极盛”,但他不是十八王朝的君王,傅运森表述有误。“契得王国”就是赫梯王国,第十九王朝与赫梯王国多次征战,最后赫梯王国国君哈图西里三世把自己的公主玛特妮斐鲁丽嫁给拉美西斯二世,双方和亲。古埃及到第二十五王朝(前752—前656)时终因亚述帝国的入侵而衰落,最后为波斯所并。

无论是林则徐、邹代钧,还是傅运森,他们写古埃及史时,对后期的时间、事件大多写得比较准确,对早期史事则众说纷纭,尤其是第一王朝开国年代,更是言人人殊。徐继畬认为埃及是“夏后启七岁建国”,也就是前1972年,邹代钧认为埃及开国是前3800多年,唐才常《最古各国政学兴衰考》认为是前3880多年,傅运森认为是前5000年,更有人认为古埃及在第27王朝阿塔薛西斯一世之前就存在了11340年。持此说的是《埃及百年兴衰记》,“观欧洲历史家始祖平老奴二千三百四十年前埃及游记有曰:绵飞斯府之创立,以前时虽茫无稽考,然计绵奈王至世贞王之年代,一万一千三百四十年也,其国之古可想矣。其后或为波斯所攻略,或为亚历山大王之属领,或归罗马帝之藩属,或为亚剌伯人所征服,或屈从于土耳其。”“欧洲历史家始祖平老奴”即欧洲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埃及百年兴衰记》写于1902年,这一年往前2340年是前438年,大约在此时间前后希罗多德来到埃及,“绵奈王”就是埃及第一王朝开国之君美尼斯(古希腊文名字为纳尔迈),“世贞王”即希罗多德来埃及时,埃及统治者也就是波斯帝国国王阿塔薛西斯一世。从前438年往前11340年,就是前11778年。晚清士人关于古埃及第一王朝建国时间说法各异,这并不是他们各自随意编造的,而是19世纪西方埃及学研究本身就是起步阶段,对于早期历史,推算方法各异,就如同中国在20世纪推算夏商西周年代一样。晚清士人的参考资料各异,就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

晚清士人对古埃及史充满兴趣,对其后期历史表述较准确,前期历史表述有些舛误,但这也与19世纪欧洲埃及学研究本身就众说纷纭有关,不能责备晚清士人。当然,晚清士人在书写古埃及历史时也有不足之处,他们对埃及只是长时段的了解。他们只能接榫中国与埃及的纪年,无法接榫史事,他们对古埃及的各具体朝代的认知,其实是有限的。康有为在《意大利游记》中提出中国历史从秦穆公开始到南北朝与古罗马历史高度相似,在隋朝以后就路径截然不同了。其实征诸外国史,真正跟中国相似度最高的就是古埃及史,古埃及31个王朝的历史与中国从周朝到清朝的历史几乎完全能比附,然而晚清没有一个士人在书写埃及史时能想到这一层(对比见下表1)。

与书写古罗马历史时经常中西对比,以中国史事接榫古罗马不同,晚清士人在接榫中埃纪年时只能做长时段的概述,不能做短时段的深入论述和比附,可见他们对于埃及史的认知程度是不够的。

三、晚清士人对古埃及的具象化认识:木乃伊、金字塔和亚历山大图书馆

爬梳晚清士人对古埃及的历史书写,我们可知,木乃伊、金字塔、亚历山大图书馆是晚清人最关注的3个事物。其实中国人早在元朝就有对木乃伊的书写,元朝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就有“木乃伊”,“回回田地有年七八十岁老人,自愿舍身济众者,绝不饮食,惟澡身啖蜜。经月,便溺皆蜜。既死,国人殓以石棺,仍满用蜜浸,镌志岁月于棺盖,瘗之,俟百年启封,则蜜剂也……俗曰蜜人,番言木乃伊。”当然,陶宗仪所记其实是以讹传讹,真实的木乃伊制作法是把容易腐烂的五脏掏出后,“把尸体用树脂浸上的带子缠捆”,并往木乃伊上喷香料。到晚清时期,士人对木乃伊的制作法比陶宗仪写得准确多了。《埃及百年兴衰记》第29期写道:“第一自鼻拔取其脑,以锐石剑割其左腹,去腹中之污物,以桄榔酒洗其中,以珍香实之,缝其创口,以盐渍其全身。七十日后,复洗涤之,卷以麻布,以物涂其上。因贫富而异其金银五色,其费中等须二三百弗。”这个记载倒是与木乃伊的制作方法大致不差,可见晚清士人对木乃伊的了解已经远远超过元朝时的士人了。不过总体而言晚清士人对木乃伊制作持批判态度,吴葆诚编译《东西洋历史教科书》:“人死,则务保存其尸体,有专其业者,殆亦迷信鬼神之心所致欤?”中国人认同“不作无益害有益”,自然很反感埃及人把大量精力用于死人身上,这是导致国计民生废弛的重要原因。

晚清士人对盛放木乃伊的金字塔也有许多书写。斌椿与张德彝是中国最早参观金字塔的人,斌椿《乘槎笔记》记载了自己参观金字塔的情况:“至古王陵。相连三座。北一陵极大,志载基阔五里,顶高五十丈,信不诬也。方下锐上,皆白石垒成。石之大者,高五六尺,阔七八尺不等。北向有石洞一,蛇行入,土人篝灯前导。窄处仅容一人,曲折上下,穷极幽险。中有石槽一,叩之作磐声,云古石棺也。洞口高十余丈。横石别字,计十行,约百余字,如古钟鼎文,可辨者十之二三,余则苔藓剥蚀不可识。洞之上下两旁,有石刻,皆泰西文字。山下有方池,石砌未竞。旁竖巨石,凿佛头如浙江西湖大佛寺像,洵称巨观。”斌椿所说“相连三座”金字塔是开罗西南10公里处吉萨地区的胡夫金字塔、哈夫拉金字塔、孟考拉金字塔,“北一陵”即胡夫金字塔,“基阔五里”完全是夸张之语,刘文鹏《古代埃及史》记载:胡夫金字塔“原高146.5米,现损减为137.20米;基底边长原230.38米,现为227.5米”。金字塔拱门式入口在北侧,“墓室内西侧壁附近安放一口石棺,但没有棺盖。”这就说斌椿所言“石槽”,各种文字就是古埃及文字。

金字塔代表了古埃及建筑文明发展的巅峰,亚历山大图书馆代表了古埃及学术发展的鳌顶。当埃及不再修建金字塔时,就预示着其财力日渐枯竭;当亚历山大图书馆被焚烧时,就意味着其文脉彻底中断。晚清士人在书写埃及史时普遍认为,亚历山大图书馆被阿拉伯帝国焚毁,导致文脉断绝,埃及文明衰落的原因在阿拉伯人。这种说法在晚清时最早出现在林则徐《四洲志》:“阿丹仇视别教,遂将比多里弥士等之书尽毁于火。伊揖之人日渐荒陋。及破走巴社,恢复本国,始复学习旧艺,然终不及额力西。”“阿丹”就是阿拉伯帝国,“比多里弥士”即亚历山大(注:原文如此,似应为克罗狄斯·托勒密)。后来部分埃及人逃到波斯,然而经此兵燹,文脉遂绝,终不及希腊。而后徐继畬《瀛寰志略》也持此说:“初,厄日多为西土建国之祖,文物之盛,诸国无与比。都城有大库,藏书七十万册,称西土艺林,迨为回部所破,取其书为薪爨饭,遂等秦皇之一炬云。”“河之淤灌变为沃壤,其西北境之苏尔士又与阿剌伯、犹太接连,故东方夷族上古时即转徙至此,其创制规为,遂为欧罗巴开风教之始,历数至一千数百年,可谓盛矣。……迨回部既强,遂为所吞噬,而名土变膻俗矣。”亚历山大图书馆藏书70万册,然而遭阿拉伯帝国回禄之灾,丙丁之祸。曾经将文明传播欧罗巴,开欧罗巴风气之先的埃及文明被腥膻之气污染,这就是徐继畬眼中的埃及文明毁灭。中国士人眼中,改朝换代或许是应天顺人,焚毁图书则一定是暴殄天物,造成“古书五厄”、“古书十厄”的祸首元凶在中国史籍中屡次遭到口诛笔伐,焚毁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元凶在中国士大夫笔下,亦是其罪当诛。

林则徐、徐继畬都是阅读欧洲人所写埃及史,从而认为是阿拉伯人烧毁了亚历山大图书馆,此后晚清越来越多的士人亲临埃及,他们耳濡目染,也认为是阿拉伯人毁灭古埃及文脉。邹代钧《西征纪程》:“唐贞观十四年,为大食所掠取。大食人焚亚历山德城,藏书古籍荡然,西方人惜之,比之吾华秦火。”载振《英轺日记》:“唐初,谟罕蓦德创回教于阿剌伯,埃及与接壤,遂为所夺。都城大库藏书七十万册,尽为回部人取以析炊。文明浩劫,较之咸阳一炬,无以过也。自后,遂为回回部落。”邹代钧、载振与徐继畬一样,都把亚历山大图书馆被焚毁比作焚书坑儒,堪为文化毁灭打击。这一说法在清末新政时被写入了教科书,《西洋历史教科书》:“在昔名都亚历山得利府之文库,贮藏极富,自罹兵燹,奇书珍籍,付之焦土者,不知其数。而断简残编,摭拾灰烬之余,今日犹有存者。他如列贺特兹拍(一作泊达花偷,一作塔花偷)所著《道德篇》,名论极多。为法人所得,流传巴黎,其余医药、修辞、数学、法律、政治诸书,及小说歌诗等,亦复不尠。”傅岳棻认为一方面亚历山大图书馆被毁损失很大,另一方面也是有不少书籍得以幸存,流传国外的。

总而言之,晚清士人写到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几乎都认为是阿拉伯人毁灭文化,实际上历史远没有这么简单。美国希提《阿拉伯通史》:

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说哈里发欧麦尔曾命令阿慕尔,用亚历山大港图书馆丰富的藏书,供给为数甚多的澡堂做燃料,足足烧了六个月,才把那些图书销毁干净。这个故事杜撰得很巧妙,但是与历史事实不相符。托勒密大图书馆,远在公元前48年,早已被朱理斯·恺撒焚毁。后来建筑的图书馆叫做姑娘图书馆,约在389年,依照西奥多西皇帝的法令,而加以焚毁。因此,当阿拉比亚人征服埃及的时候,亚历山大港已经没有什么重要的图书馆,那个时代的作家也没有人责备阿慕尔或欧麦尔焚毁图书馆的。巴格达人阿卜杜勒·莱兑弗(回历629年,即公元1231年卒)似乎是首先叙述这个故事的人。他杜撰这个故事的目的何在,不得而知。

因此,亚历山大图书馆绝非是阿拉伯人烧毁的。晚清士人在书写亚历山大图书馆时,能意识到其是被罗马人烧毁者,仅邹弢一人,邹弢《万国近政考》卷五:“迨国为罗马所灭,国学向藏各国信史,至是尽付一炬。”之所以晚清士人除邹弢外,都如此写,是因为他们看到的古埃及的记载都是西方人书写,西方人不愿正视亚历山大图书馆先后被罗马人恺撒、基督徒狄奥多西皇帝烧毁的事实。阿拉伯人在征服古埃及的7世纪,还是非常宽容的,阿拉伯帝国哈里发马蒙专门建立了智慧宫来保存希腊罗马文明,翻译希腊罗马典籍,因此不可能去破坏文化。阿拉伯人是在13世纪被蒙古人残酷屠杀后才变得不宽容的,关于阿拉伯人烧毁亚历山大图书馆的事可能是此时走向极端的阿拉伯人编出来的,而后被逐渐掌握话语霸权的欧洲人传播利用,最终被晚清士人采信。

四、文明的循环———晚清士人对埃学中源说的构建

晚清士人在书写古埃及史时,有许多人都持埃学中源的看法,认为埃及文明发端于中国。是中国哺育了埃及文明,埃及文明传播至希腊、罗马,由是诞生了欧洲文明。这样的西学中源循环说为晚清中国学习西方文明提供理论依据,晚清士人认为西方文明实际上最早是发端于中国,我们只是“礼失求诸野”而已。

西学中源说在明末清初时就已经有了,本非晚清士人的发明,但是通过对世界弱国史的历史书写,从而把古埃及与古中国文明传播挂钩,则是晚清士人的新说法。这种说法在晚清时期最早溯源于王韬。王韬《漫游随录》:“西人以埃及所传为上古文字,曾经英法博学之士细为推究,而知其系象形为多,或间有同中国蝌蚪籀篆文者。可知原始造字之意,六者俱备,原无分于中外也;自后世杂学分歧,竟趋浅易,而古意亡矣。”王韬只是说埃及象形文字有与中国蝌蚪文、篆字类似的,中外造字之法最早是相似的。并没有说埃及文明来源于中国,王韬作为基督徒,接受西方洗礼,自然不会有明确的西学中源说法,但后学的确在他的话语基础上加以构建,最终发明了埃学中源说。

唐才常1897年《最古各国政学兴衰考》:“西人述一切文字、典章靡不原本埃及。且确凿言之,曰埃及与中国同源,是古时埃及之学为中国传布无疑。乃西人曰衍埃及余绪,争奇造物。中国则自昧本原,诧为异学,甘儒者不知之耻,蹈数典忘祖之讥,是何异埃人之自弃其学也。”以笔者目力所及,唐才常是最先发明埃及学问源于中国这一说法的。他信誓旦旦地说西方人“确凿言之”埃及文明来自中国。而事实上,情况与唐才常所表述的恰恰相反。1894年法裔英国人拉克伯里《中国上古文明的西方起源》一书提出“中国文明西来说”,该书说:前2282年,古巴比伦两河流域的国王Nakhunte率领巴克族(Bak tribes)从迦勒底亚出发,翻过昆仑山,历经艰险,来到中国黄河上游,此后巴克族四处征伐,奠定了中国文明的基础。在19世纪末帝国主义时代,正是欧洲中心论甚嚣尘上的时代,此时西方怎么可能有人提出埃及文明来自中国呢?实际上是拉克伯里提出中国文明和人种都来自西亚。晚清士人自从1876年有了第一批常驻欧洲的外交官后,对于世界讯息是非常敏感的,在拉克伯里此书发表仅一年后,1895年,宋恕在《六字课斋津谈》中就写道:“西人谓世有文字始于亚洲之非尼西人,又谓巴比伦字最类中国字,《易》之‘乾’,‘坤’,乃巴比伦呼‘天’、‘地’之转音。《尔雅》所载干支别名亦然,疑中国之学传自巴比伦。”在宋恕笔下是中国文明来自巴比伦,到了两年后唐才常的笔下就是埃及文明来自中国了。其实这代表晚清士人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立论依据的两种理念,宋恕、陶成章、章太炎等主张“中国人种西来说”是要说明中国在人种上并不弱于西方列强,因为我们与他们本来就是同种,以此消解西方种族主义者对中华民族是劣等的污蔑。唐才常则是从中国→埃及→希腊→罗马→欧洲现代文明的理路,表明既然欧洲文明来自中国,那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能学习本来发源于我们的文明呢?这两种学说其实都是为中国应该学习西方、中国能够战胜西方而服务,他们的逻辑终点相同,只是他们的逻辑起点不同。他们的政治目的相同,只是他们的思想根源不同。

在晚清时期,持唐才常这一理念的远多于持宋恕这一理念的,毕竟说中华文明是外来的这一说法难以让国人认同。邹弢在1896年出版的《万国近政考略》卷九认为印度雅利安人是从中国而来,是源于中国的雅利安人开启了各古文明。这其实也是篡改拉克伯里“中国人种西来说”为世界人种中国说,以此为中国提高民族自信。毕竟在甲午战败后的瓜分危机、亡国灭种之下,这种说法尚能使中国人看到希望。王树楠1902年《欧洲族类源流略》也引用了邹弢的观点,王树楠在《欧洲族类源流略》更进一步表述:“树楠案:希腊诸族,由亚洲迁入欧地,文艺政教,衣被全欧,而其源皆出于埃及。西人言埃及与中国同宗,是古时埃及之学,皆由中国传布也。希腊以神道设教,往往造为离奇怪诞之状,随人想象,震骇耳目,今中国亦同此俗。盖九黎巫教,由东及西,华夷一辙。《山海西经》所言大荒诸国,多奇异形状,当即指其所奉之诸神而言。”《山海经》所说“大荒诸国”的神明居然被王树楠说成了古希腊各神,以此证明希腊源于埃及,埃及“由中国传布”,可见他为证明己说,已经是肆意“构建”世界史了。

1902年可谓中国人构建埃学中源说的关键之年,除王树楠等人外,萧应椿1902年出版的《五洲述略》写道:“按薛庸盦《四国日记》载,游义国罗马都城之伐底冈见室悬古字横条二十七幅皆埃及文也,亦自右至左但横书耳。细审埃及文字,形模已与中国篆书相近,大抵会意象形为多。又陈次亮《庸书》载:今埃及于尼禄河滨掘出之古墓镌文字大类中国古时虫鸟之篆,钟鼎之铭,会意象形,宛然可指。又意大利二千年前火山湮灭之城垣房屋街衢率同华制,可见皇古之世,中外本自一家,然而隔绝,又忽然而开通,皆气运为之也,乌能用力于其间哉?”“伐底冈”即梵蒂冈,陈次亮即清末维新派陈炽,他认为埃及尼罗河畔金字塔出土的文字类似于中国先秦文字。萧应椿在薛福成和陈炽的埃及与中国文字“相近”的言论基础上,更是说意大利庞贝古城的城市形制与中国上古时期一样,本来各文明中外一家,后来断绝联系而已。

之所以1902年成为晚清士人构建埃及文明源于中国这一学说的高峰,在于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使得中国由甲午战争后的战败者身份沦为被国际社会监管的“战犯”,北京附近10处要地由列强驻军。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也彻底成为列强在远东条约体系的一枚棋子。为了适应这一新国情,适应亚洲新秩序,晚清士人必须为中国救亡图存、改革变法提供思想依据。1902年可谓20世纪中国新思想构建体系元年,正是这一年梁启超第一个构建新史学,出版《新史学》;第一个提出“中华民族”之概念,为把中国由天下朝贡体系转型为民族国家准备了理论基础;第一个畅想新中国的未来,《新中国未来记》这一小说惊人的预言了一系列后来真实发生的大事。如此,为了证明中国人也能与欧洲人一样并存,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欧洲文明源于埃及文明这一世界公认的学说基础上构建出埃及文明源于中国,为中国提升自信,也为从“礼失求诸野”的角度全面学习西方,开启清末新政,提供学理依据。明乎此,就不难理解为何晚清士人津津乐道埃及文明源于中国了。

五、结语

总体而言,晚清士人对古埃及历史是有比较清晰的了解的,他们将古埃及纪年与先秦纪年接榫,对金字塔、木乃伊等古埃及文明也有具象化的认识。除此之外,他们在西方学者“欧学埃源说”的基础上构建出埃学中源说,以此理论为中国变法图强、救亡图存服务。

之所以晚清士人要书写埃及史,原因在于他们要让中国人了解在欧洲文明之外世界也有璀璨的上古文明,以此为中国等被压迫民族提高自信心。《东西洋史讲义》:“世界文化最古之国凡六:曰中国、曰印度、曰埃及、曰巴比伦、曰秘鲁、曰墨西哥,秘墨二国古史,今已无徵,然其原民为印度安人,即建此二古国者也。印度原民,为达罗维荼人。巴比伦原民,为阿闿底人,则皆创印度、巴比伦之文化,而传于白种者也。夫印度安、达罗维荼、阿闿底三族,皆黄种也,惟埃及人为含族,属于白种。然其人乃由西亚细亚而来者,是其文化亦受之于黄种耳。巴比伦、埃及之文化,传之于希腊、罗马,希腊、罗马传之于欧美各国,以成今日之富强。故西洋之文化,实受之于东洋。黄人植其根,白人蕃其实。”秘鲁的印加帝国(11世纪至16世纪)、墨西哥的玛雅文明(公元前400年形成早期奴隶制国家)都比欧洲希腊罗马要晚,显然若论世界文化最古之国,秘鲁与墨西哥难以入列,傅运森之所以要这样表述,就是为了给世界被压迫民族,给黄种人增长自信,通过重构上古史,表明欧洲文明是来自于亚洲非洲,亚洲非洲曾经比欧洲文明先进得多,只是在近代落后,由此给亚非拉赶超欧洲提供依据。这才是晚清士人不厌其烦的叙述埃及古史的主要目的,埃学中源说也是服务于这一目的。

晚清士人写古埃及时,怀着荆棘铜驼之叹,希望中国可以从中找出可资借鉴的答案。正如张㰘诚《埃及略说》所说:“呜呼!埃及者,五千年前之古国,其科学、美术、工艺皆为世界文明之先导,方其盛时,今所谓文明诸国者其祖若宗犹獉獉狉狉蜷伏于深箐丛林之中,而野蛮土番之与伍。今乃讬其子孙宇下,欲摇足动手而不得,而曩者之文化亦徒为历史之陈迹,一无救于后世之危亡。然则已往之事业宁可恃耶?且夫埃及亦尝变法矣,一切政治、法律、教育、工商无不取法于欧西,宜若可以富强者,乃不惟富强未得见,而转以速其贫弱之运。岂今欧西文化固迁地弗良欤?抑不揣本而末,是齐削足适履以致自僵也。呜呼,由前之说,知古代文化之未足自多,由后之说,知外人文化之未可貌袭。”文明悠久的国家历史可能是包袱,再多古文明对于挽救后辈危亡可能也起不到什么作用。为了救亡图存,学习西方是必须的,然而一切一味照搬照抄西方,最终也可能亡国,借鉴西方制度必须立足于本国国情,张㰘诚这段话就是埃及历史给晚清士人在政治方针上的最大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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