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暴力、霸权与高傲——美国战争电影的历史解读与伦理批判

发布时间:2021-05-04 发表于话题:盎格鲁撒克逊人全球霸权统治 点击:153 当前位置:黄埔网 > 军事 > 原创┃暴力、霸权与高傲——美国战争电影的历史解读与伦理批判 手机阅读

原标题:原创┃暴力、霸权与高傲——美国战争电影的历史解读与伦理批判

真实的战场——日本偷袭美军军事基地珍珠港

文┃谌力

来源┃《中国国家历史 · 陆》

东方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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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是美国当代电影最为青睐的表现主题,此类电影主要以战争的恐怖和伤亡为认知客体,以实际的战场鏖战为主要情节和背景,通过艺术的创造与放大,在银幕上展现战争实景以及战争状态中人的生存状态与行为方式。除却美学角度,美国战争电影作为美国历史文化的一种载体与表现形式,也呈现出美国社会对战争这一人类现象特有的历史审思、哲学思考与伦理评判,并通过“生死观”——“战争观”——“历史观”的不断逻辑深化,持续向世界输出美国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进行文化扩张。

“暴力美学”盛宴下的“生命威权”——美国战争电影文化中的等级观念批判

“暴力美学”原指起源于美国,后在中国香港发展成熟的一种电影艺术趣味和形式探索。从纯创作技巧的角度,“暴力美学”可以定义为“主要指电影中对暴力的形式主义趣味”。“它主要发掘枪战、武打动作或其他一些暴力场面的形式感,并将这种形式美感发扬到美丽炫目的程度。”从这个角度,拥有先进技术资源与创意资源的美国战争电影无疑是这个领域的佼佼者,四溅的鲜血、抛散的肢体、堆积的尸身、惨烈的搏杀、绝望的眼神、悲怆的呼喊、临终的幻觉……美国战争电影依赖纯粹“暴力美学”所激发的形式美感,成为大众文化中的一道“饕餮盛宴”。

然而,在对这种形式美感尽情欢娱的盛宴之下,美国战争电影也摆脱不了所有“暴力美学”都必须面对的其对于生命态度的道德评判。美国人常标榜自己是人权与人道主义的捍卫者,然而在战争电影中,他们却并不像自己所标榜的那样真正尊重生命与人性。他们所鼓吹的,并不是真正的人权,而是威权。

美国的历史并不长,却在一个不长的历史过程中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这个快速开疆拓土与称霸世界的过程,造就了美国人极其强烈的民族优越感。他们把自己的文化、思想、价值标准看作是绝对的权威,不容其他民族与群体有丝毫的怀疑和反对。作为美国社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战争电影显然也承袭并强化着这一思维导向,这其中集中体现的就是威权。

好莱坞山坡

美国战争电影中的威权来自于两个方面。首先,好莱坞战争片中的英雄形象是与传统家长制的男性权威一脉相承的。在战争中是那些个体军人权威,在现实社会中就是家庭中的父亲和社群中的领袖,转换到国际关系中也就是美国才有资格领导世界;其次,好莱坞战争片中美国人的横行霸道来自于他们价值观上的天生优越感,美国人自诩拥有先进文明,生活于高尚世界,是拥有崇高价值观和道德感的盎格鲁·撒克逊族白人后裔,当然应该具有更高贵的生命,他们认为所有的平等、人权只有在这一高等群体中才配适用,来自于邪恶世界的低等生物只配匍匐在美国人的脚下,仰望高高在上的美国威权,聆听教诲。

在美国战争电影中,一方面彰显了美国人根深蒂固的生命等级观念,即以非等价的思维衡量美军与敌人的生命价值,即使是最终失败、损失惨重的战争或者军事行动,也要用大量敌人的生命作为祭品。如在《我们曾是战士》中,四百多美军的牺牲换来了近两千越共的丧生,在《黑鹰坠落》中,美军只有18 人战死,却要用一千多索马里人陪葬。另一方面,又企图用人道主义遮蔽威权的本质,实际上却更强化了威权的森严和本来面目。如在《拯救大兵瑞恩》和《太阳之泪》等影片中,虽然美军小分队承担的是人道的救援任务,但对敌人也丝毫不怜悯。美国娱乐媒体就称:“《拯救大兵瑞恩》除了致力于表现自然危险和战争的破坏性影响之外,还为我们展现出只有‘不遗余力’地屠杀德国士兵才能完成拯救瑞恩的任务,瑞恩一人的性命比几百甚至几万德国士兵的生命都重要。”片中所要拯救的这种高傲的大兵精神实际正是一种威权,它通过一硬一软的两面性充分表现出了美国人霸道的生存哲学。甚至连电影中的弱者形象,诸如《拯救大兵瑞恩》中贪生怕死、侥幸生还的翻译员,《珍珠港》中裹挟国旗跳海逃生的水兵,等等,某种程度上也成了威权的象征,因为他们有选择生的权利,而敌人却不会有。所以在美国人的意识形态中,美军生命就是威权的直接体现,敢于毁坏美国士兵的生命就是在反对美国的威权,必须受到加倍的惩罚。

电影《珍珠港》中逃生的美国军人

因此在二战片中,生性野蛮的德国纳粹和日本法西斯要么只能双手抱头怯懦地祈求饶命,要么只能头缠白布无谓地自取死路;在越战片中,身材矮小、相貌丑陋的越共士兵只配在暗无天日的地道里四处乱窜、成群死亡;而在冷战片中,饱受“邪恶”政权压迫的苏联军人总是带着美好向往“投奔自由”“获得新生”。总之,在威权观念之下,美国战争题材电影总是以美国人的生命最值钱的等级价值观判断窥视生死,通过大量敌人程式般的死亡场面与尸首垒积堆砌起美国英雄英勇无畏的光环。影片极少探究敌人的生命经历与临终哀痛,因为在“威权”观念之下,一切与美国作对的人仿佛统统“都该死”。

“现实主义”思维中的“丛林法则”——美国战争电影文化中的霸权思想批判

历史上,人们对战争与道德关系的把握,大致有四种立场:军国主义、和平主义、现实主义和正义战争理论。长期以来,在美国文化中居于支配地位的战争观,则是现实主义的丛林法则。根据丛林法则,在国际舞台上,根本不存在用来为战争的合理性进行辩护或用来谴责战争的道德。任何国家为了达到维护本国利益、传播意识形态的目的,都可以诉诸战争手段。

霍布斯

霍布斯曾提出“自然状态”说,认为国家间关系实质就是一种自然状态,在自然状态下,“对与错、正义与非正义是无法辨认的,因为不存在共同承认的权力,不存在任何法律”,“自我保护和生存的法则是自然状态的唯一法则,不存在比这更高的道德律,最强者的权力是这一状态下的最高权力”。而美国人长期的奋斗史也培养了美利坚民族这样的信念,在这个世界里,尊严来自实力,安全来自实力,和平也来自实力。冲突与战争是实力的较量,和平与发展同样是实力的较量。没有实力,不但无法控制冲突,而且还会丢掉和平。因此,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才是美国选择战争的根本缘由。20 世纪60 年代越南战争高峰时期,路透社记者一句俏皮话道出了丛林法则之下的新格局:“英国雄师还剩下一条尾巴,美国大兵挥舞着它鞭打全世界。”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遵循着“武力以及使人相信可能使用的武力,对保卫美国重大利益至关重要”的信条,其军事行动遍及全球:从朝鲜到越南,从海地到波黑,从索马里到阿富汗,从巴拿马到科索沃,从1991 年的科威特到2003 年的伊拉克,就如同《大独裁者》中的战争狂人兴格尔将一只地球仪玩弄于股掌中一样,自以为靠武力就能主宰地球的命运。

电影《大独裁者》海报

美国战争电影作为美国社会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的产物和表达方式,同样离不开现实主义思维的影响。因此,在美国战争电影中,违犯美国利益,或与美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及价值观相悖的国家、军队或个人,几乎无一例外地成为“邪恶”的化身、“恐怖”的源泉,无论是否有合理确凿的理由,美国都必须战而胜之。对于《绿色贝雷帽》中的越南、《第一滴血》中的苏联、《深入敌后》中的朝鲜、《黑鹰坠落》中的索马里民兵等,欲打便打,毫不顾忌国际公理与道德准则。甚至要通过曲解和滥用开战借口,来为自己真实的战争企图掩人耳目。在越战影片《绿色贝雷帽》的开场,特种部队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民众和记者大肆宣讲越战的意义,极力鼓吹美国的价值观,使影片看起来就像是美国五角大楼拍摄的战争宣传片。而进入后冷战时代,当谋求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潮流时,已成为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为实现自己的全球战略又开始借口“人道主义”行干涉主义之实,这种人道主义干涉理论“并不满足于在现有的主权原则下寻找依据,而是试图全面超越主权原则以及与此相关的不干涉内政和禁止国家在未得到联合国授权而对外使用武力(除自卫外)的原则。这种人道主义干涉理论,在国际上被称为新干涉主义”。这种新干涉主义的价值观与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传统是深刻联系的,也是直接为美国的全球利益服务的,它不仅主导了冷战后的几起局部战争,也同样被带到了美国战争电影中。在《黑鹰坠落》《华氏911》等影片中,美国政府就为了他们所谓的“人道主义”原则和“人权至上”的价值观,以及赤裸裸的金钱利益,肆意派遣军队入侵他国领土、侵犯他国主权,而根本无视所谓民族自决与国际公法。但事实上,无论抛出怎样的借口,隐藏在美国所高喊的“人权”口号背后的真正战争理由却只能是美国的至高利益与全球霸权,甚至只是“执政阶层用来对付他们自己的人民,保护现有的社会制度,转移民众视线,掩盖社会里最迫切的需求救喊声”。一场战争的性质绝不会因为任何“漂亮的外衣”而被改变,就像《黑鹰坠落》结尾美军仓皇撤离摩加迪沙的结局一样,一旦战争失去正当理由、抛开合法权威、偏离正当目的,那么注定只能以失败告终,并遭到世人永久的唾弃。

电影《黑鹰坠落》结尾美军撤退场景

“个人主义”基础上的“英雄神话”——美国战争电影文化中的英雄史观批判

早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就存在着崇拜、讴歌战争与英雄的传统战争观。后来,盎格鲁·撒克逊人远涉重洋,把这一尚武的战争传统带到北美新大陆,并将其深深植根于美国人的血液之中。此后,“在艰难的西部开疆拓土的过程中,野外生存的需要使美利坚人产生了一种对暴力、对英雄主义的无比崇拜”。之后,统一的美国社会受资本主义新教伦理的影响,极其重视个体人的真实感受和自由选择,崇尚精英阶层的个人奋斗与成功传奇,逐渐形成了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美国社会核心价值观。

盎格鲁·撒克逊人乘着“五月花号”来到北美洲(1620年)

这种个人主义的伦理思想是西方近代以来伴随着人的解放进程,在否定神学、等级制对人的束缚压迫基础上孕育出的一种价值精神,它提倡从人的角度看世界,强调人的自我决断、自我奋斗与个体独立、个体平等,强调深入人的内心世界理解人、进入人的精神世界张扬人,提倡从人的角度看世界。这种崇尚独立个体的个人主义一方面启发了民智,激发了创造,但另一方面也无限扩大了个体在重大事件与历史进程中的作用,造就了美国社会对少数精英人物的畸形崇拜,反映在电影文化中就是对英雄的过分专注与渲染。

在这种价值观与社会文化背景下,英雄成为美国战争影片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因此,无论是《第一滴血》中枪枪不死、以一敌万的硬汉兰博,还是《拯救大兵瑞恩》中永不退缩、甘于牺牲的拯救小组,抑或是《我们曾是战士》中英勇顽强、血洒疆场的突击劲旅……无不是好莱坞崇尚完美的艺术审美观和美国社会个人主义与现实主义价值观相结合的产物。影片中的英雄们将整个美国奋斗史和新教资本主义伦理传统中所尊崇的勤勉、刻苦、个人奋斗、现实至上的英雄主义文化价值观彰显得淋漓尽致。但同时,这种英雄决定论也深刻反映出整个美国社会普遍的英雄史观思潮,即认为英雄或领袖人物在历史进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是历史的“主角”,而历史的大多数主角劳动人民,只不过是无足轻重的匆匆过客,决定不了历史走向。受这种唯心史观的影响,英雄不但是美国战争伦理与社会文化心态的重要元素,更成为美国统治阶层推销战争、蛊惑民众的“工具”。如在《父辈的旗帜》中,硫磺岛战役中的六名树旗士兵因为他们的“壮举”而成为家喻户晓、举国尽知的英雄。政府出于财政支援的急切需要,安排三名幸存士兵离开出生入死的战场,顶着“英雄”头衔在国内发表感人至深的巡回演讲,推销战争债券。影片在回顾这一段历史的同时,也在向观众们传递着这样一种伦理思考,三名普通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因为一次“幸运”的“插旗”经历而被卷入一场“英雄”的作秀,他们得以脱离战场、保存性命,却阴差阳错成为不能决定自己命运的“玩偶英雄”,充当政府的工具。

电影《父辈的旗帜》中的插旗场景

另一方面,这种脱胎于资本主义少数人统治多数人政治经济结构的英雄史观,在忽略人民群众对于推动历史进步起巨大作用的同时,也必然造成美国战争电影文化对于历史进程的畸形解读与刻意歪曲,甚至不惜改写历史、将他人的事迹安在自己的身上以虚构起所谓的“美国英雄”,如在《巴顿将军》中,就大肆贬低德军、英军和苏军。片中,英国名帅蒙哥马利像个小瘪三,歪着头,挽着袖子,一副吊儿郎当的模样;而庆祝德军投降盟军胜利的宴会上,苏军统帅朱可夫油光满面,嘴里塞满食物大口咀嚼,一副滑稽笨拙的模样。这些都必然加深观众这样的印象:美国人才是这场战争的中坚力量。

真实的蒙哥马利

朱可夫画像

在电影《猎杀U—571》中,创作者硬是将冒着千难万险夺取德国密码机的英国突击队变成了美国人,尽管英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甚至谴责美国人“恬不知耻”,但好莱坞仍旧我行我素、一意孤行。同样,在电影《珍珠港》中,导演着重描述了杜立特尔机队英勇袭击东京的全过程,却对机群迫降中国后,中国军民为救援美国飞行员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只字未提。(文中电影图片分别出自迈克尔·贝执导、2001 年上映的《珍珠港》;雷德利·斯科特执导、2011 年上映的《飞鹰坠落》;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执导、2006 年上映的《父亲的旗帜》。)

本文来源:https://www.huangpucn.com/info/4165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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