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为什么在战争中打不赢中国?

发布时间:2022-08-05 发表于话题:印度纪年法 点击: 当前位置:黄埔网 > 综合 > 印度为什么在战争中打不赢中国? 手机阅读


2020年6月15日,在中印边境加勒万河谷,中印军队发生对峙,冲突造成中方伤亡5人,印度死亡20人;冲突双方很快在军方高层和外交对话后缓和下来。此前中印边境还有过5次冲突,分别是2017年的洞朗对峙、2013年的边境帐篷对峙、1987年的达桑多河谷冲突、1967年的乃堆拉山口冲突,规模最大的是1962年在阿克赛钦和藏南地区的战争,中方以负伤697人、阵亡722人的代价驱逐了入侵的印军,印军有3个旅被全部歼灭、还有3个旅被基本歼灭,负伤1047人、死亡4383人,印军精锐中的精锐、曾在二战中北非对德战役中表现不俗的第四师第7旅24小时内被击溃,旅长季·普·达尔维准将以下3968人被俘虏。

孰强孰弱,已见分晓。然而,印度为什么在战争中打不赢中国呢?

我们得先来了解一下国家是什么。

国家是一定范围内的人群所形成的共同体。美国法学家汉斯•凯尔森在1952年出版的《国际法原理》中说,“传统学说把国家三要素概括为领土、人民和由一个独立的、有实效的政府行使的权力。” 没有强大的军队就没有稳固的领土,没有精干的官吏就没有富裕的人民,没有平稳的财政就没有实效的政权。因此,通过剖析国家的领土和保障领土的军队、人口和治理人民的官吏、政权和维持政权的财政可以知道孰强孰弱。

古代印度和古代中国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印度和中国都有悠久的历史,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都有一个主体民族,都是发展中国家,此外印度人口数量13.2亿,只比中国少几千万,都是人口大国。

巴基斯坦巴德夏希清真寺

印度文明历史悠久光辉灿烂,但是缺乏包容性和历史传承。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书中写道:“印度的历史就是一次又一次被征服的历史”。印度的古代史缺乏信史,印度史学家阿里说,没有法显、玄奘和马欢的著作,重建印度历史是不可能的。印度有据可查的最早文字是公元前269年阿育王刻在石柱上的婆罗米文字,是梵文和印地语文字的源头,此前的印度文明由承担祭司职责的婆罗门口耳相传,印度传承的古代文明就如同中国的《山海经》,神话连篇。公元前五世纪婆罗门教衰败后佛教兴起;到十三世纪阿富汗入侵印度后,伊斯兰教的穆斯林毁佛灭佛而致使佛教消亡,源于婆罗门教的印度教顺势取代了佛教的地位。马克思认为,不列颠人破坏了本地的公社,摧毁了本地的工业,毁灭了印度文明。

婆罗门教寺庙的三塔代表着婆罗门教三大天神

与古代印度的祭司婆罗门承载古代印度的文明一样,武丁以前的中国文明与垄断祭祀和文化的巫史密不可分。而中国自商朝的武丁开办官学后,到周朝还发展了私学。私学的发展,不但促进了学术的繁荣,而且使华夏文明在面临朝代革命和外族入侵时还能传承下来,这是华夏文明能成为唯一幸存的原生文明的重要原因。与印度改朝换代常常把旧的制度文化推倒重来的做法不同,中国的新王朝愿意继承前朝的政治经济文化遗产,通过兴利除弊,构建适合本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体系,即使是蒙古、满清这些当世之“异族”入主中原也不例外。

印度是“宗教王国”,差不多全民信教,凡是世界上有的宗教印度基本上都有。不同宗教之间因教义和文化冲突,容易产生隔阂和矛盾,导致严重的冲突和反复的战争,信奉印度教的印度和信奉伊斯兰教的巴基斯坦至今因此流血不断。无独有偶,塞浦路斯近500年来,信奉伊斯兰教的土耳其族群和信奉基督教的希腊族群之间的恩怨也说明,教义冲突的不同宗教之间,前沿阵地充斥着仇恨血腥,难以和解。

宗教为信教者提供心理慰藉,形塑信教者的心理与人格,统治力量衰弱之际,宗教是一种分裂势力。中国历史上半数大一统王朝统治的崩溃跟宗教有关,如汉末之太平道、西晋之五斗米道、元末之白莲教、清末之拜上帝教。凡是宗教,无不信奉神,但是佛教和儒教却反对一切神,似宗教而又非宗教,类哲学而又非哲学,这是佛教和儒教的共同之处。其不同之处是,佛教讲来世,儒教说今生。

印度教教徒在祈祷

印度人的一天里,宗教占的时间比较多。印度教有三亿三千万的神,印度人能从白天祈祷到晚上。印度人的日常是早起诵经,晚叩炆香。祈祷的常规动作是沐浴更衣,清理神位,点灯,供奉清水、鲜花或水果,再接着点香念诵祈祷,最后磕拜致谢。印度人早晨到办公室也会先供奉鲜花做祈祷,拿起诵经小本,念读一遍经文,再着手开始一天的工作。曾经有一个中资公司在印度开厂,发现有的印度人,上着上着班,就拿个毯子铺开,做祷告,有些人可能半小时做完了,而有些人两个小时了还在做,然后你还不能催他,他会说他跟神还没对话完,一定要跟神对话完了,这次祷告才能结束;加班就更不用说了,免谈!后来那个曾经有点规模的印度公司无可奈何地倒闭了。

《尚书·君奭》记载周公旦评论商朝的权臣曰:“在昔成汤既受命,时则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时则有若保衡。在大戊时则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时则有若巫贤”,其大意是,武丁之前成汤到祖乙两百余年里,朝廷中的权臣多是“格于皇天”、“格于上帝”的巫师。自商武丁时期推行“视学养老”的政策,即王权势力发展教育培养官吏以后,神权势力家族传承的教育对文化的垄断地位被打破,逐渐从政权中心边缘化,武丁以后的《竹书纪年》里再没有“命”巫师为卿士的记载。武丁时期开始横空出世的大量甲骨文是武丁发展官学的遗存和证据。秦汉唐宋明清以来,中国的宗教彻底沦落为政权的附庸。

人类聚居产生语言,语言所表达的思想形成哲学。歌德说,“并非语言本身有多么正确,有力,或者优美,而在于它所体现出来的思想有力量”。人类聚居繁衍产生氏族,氏族产生原始宗教,原始宗教继承和发展了语言、思想和哲学,逐渐形成神权。早期的神权通过世袭传承,同时产生了早期的文字。语言文字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人类的思想成果赖之得以传承。文字、文章、文德是文明的三重境界,文字是文章的前提,文章是文德的基础。识字率是古代文明国力高下的重要指标,有人研究过甲午战争交战双方人民的识字率,日本90%、中国20%。大不列颠之所以成为印度文明的终结者,或许是先进的欧洲文明对落后的古印度文明的降维打击。

印度有2000种语言和55种文字,其中19种语言被定为官方语言,使用印度第一官方语言印地语的人口仅占30%。不同邦之间、不同宗教之间、不同民族之间的沟通存在着语言和文字的障碍;语言和文字障碍产生的隔阂和矛盾,容易造成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冲突。其实古代中国的语言文字也跟现在的印度情形差不多,《竹书纪年》记载,夏禹时期“执玉帛者万国”、商汤时期“诸侯八译而朝者千八百国”,聊个天需要八个翻译接力。

但是中国这种情况因千古一帝秦始皇“书同文”的政策改观,其后形成了统一的语言文字,使中国的教育和科技、军事、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发展如同开了挂一般。

雅利安人的孔雀王朝(公元前324-公元前185)

印度文盲数量多达3亿,小学辍学率高达31%,这种情况中国历史上也曾经有过。清朝末期全国超过3亿人口是目不识丁的文盲,飞速增长的人口因教育科技没有同步发展成了沉重的负担,温饱问题日益突出,数以百万计的流民成了明清两代爆发民变的火药桶。然而,中国这种情况因毕业于耶鲁大学的晏阳初先生播种了平民教育的火种而彻底改变,平民教育的发展使帝国末期的人口负担在民国之后逐渐转变为人口红利。

晏阳初先生1920年代开始致力于平民教育,开创了以一个县为基本单位的乡村教育实验,被誉为“世界平民教育运动之父”,与陶行知先生合称“南陶北晏”。晏阳初先生1920年代至1930年代在河北定县开展的平民教育实践留下了丰富的成果和深远的影响。定县因而成为河北省内1980年代唯一的一个无文盲县;1970年代农村推广的“赤脚医生”培养计划、1990年代农村推行的“村官直选”改革试点,都受到当年晏阳初先生定县乡村教育实验的启发和影响。

平民教育的普及使中国的文盲降低到2.67%,义务教育的推行使中小学辍学率可以忽略不计,从而奠定了人民共同富裕的思想文化基础。中国25岁至64岁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数量超过2亿人 ,使得军队和官吏队伍得以吸纳到最优秀的人群和拥有丰富的人才储备,军事装备、教育科技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因庞大的高素质人群得到快速发展。

即便如此,印度在教育、电影、金融和软件诸多领域的发展仍然值得中国学习,印度大专文化以上人口数量达到9400万,这个绝对数量还是很恐怖的,印度拥有8410所大学,在学术研究和教学水平方面也值得中国借鉴。印度的知识分子具有唐宋士大夫的风骨,前驻孟买总领事袁南生说,印度的知识分子具有更为独立的人格。印度并不缺少一个国家强大起来的顶层智慧和高端人才,印度是一个不可轻视的大国。

著名经济学家南希•伯索尔把每天收入10美元以上的人列入发展中国家的中层阶级,但要排除该国占5%的最高收入者。如果这样算的话,印度的中层阶级寥寥无几,因为只占印度人口1%的富豪掌握着印度大多数的财富;而中国中层阶级占比达到32%。在2020年全球饥饿指数109个国家中印度排名第94位,作为世界粮食出口大国,印度人均粮食占有量只有220公斤,却每年出口2000万吨大米、有14%的人口处于营养不良的状态,半数以上的人没有干净的水源和厕所;而中国这种情况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与中国女性就业率70%相比,印度女性就业率就要低得多,只有26.98%,2008年印度被评为世界上对女性最不友好的国家,不是之一。印度100人平均拥有汽车2.2辆,而中国100人平均拥有汽车达到20辆。

也许有人会问,印度的贫富分化何以如此严重?这要从印度长达三千年的种姓制度说起。种姓制是古代世界最典型、最森严的等级制度。印度的种姓制,是传统印度最重要的社会制度和规范,是刻在印度骨子里的胎记。印度的种姓制将人分为四个不同等级,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种姓是世袭的,低阶层基本不可能上升。虽然印度在1947年立法废除了种姓制,宪法也禁止人身歧视,但是种姓制的观念仍然根深蒂固,并且朝着种姓政治变异;法律出于保护低等种姓而赋予表列种姓的特殊待遇反而加剧了种姓意识和种姓矛盾。马克思曾经说过,种姓制度是印度进步和强盛道路上的基本障碍。无论政权如何更替,数千年以来印度人数极少的高等种姓垄断着多数的资源。


古代中国同样存在森严的等级制度。中国通过教育改变国运。从商代武丁时期“视学养老”开始,王权开始革神权的命;从春秋时期魏国的李悝变法、秦国的商鞅变法开始,王权开始革自己的命,到秦二世的时候,几个太监和权臣就能革了皇帝的命;特别搞笑的是,大清朝早期官方派出的留洋学生,居然成为终结大清帝制的主力军。

中国的政权运行和财政实力因藏富于民得到稳健发展,军力和国力得以快速提升。印度国土面积298万平方公里,不到中国的1/3;2019年印度财政收入2360亿美元,不到中国1/10;印度25至64岁受过高等教育人数为9400万,不到中国的1/2,印度的基层军人和官吏教育水平明显较差;印度的政权效率因种姓意识和矛盾、宗教文化冲突和语言文字的障碍明显较弱。两国的实力相差如此悬殊,制造冲突如果仅仅是为了拉拉选票、转移转移舆论视线尚无伤大体,倘若发生真正的战争,印度无异于以卵击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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