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疑云:伊藤博文为何于政变前夜访华?

发布时间:2022-07-29 发表于话题:伊藤博文 点击: 当前位置:黄埔网 > 综合 > 中国近代史 > 戊戌变法疑云:伊藤博文为何于政变前夜访华? 手机阅读

9月13日:午,天津县令吕秋樵宴请。晚,王修植宴请。席间,王修植赋诗:“元老宾王国,知非汗漫游。阋墙余旧痛,错壤动新愁。往事怀尊攘,雄图展亚欧。吾皇求直谏,前箸孰为筹?”伊藤随员森泰二郎和韵一首:“纵目津门阔,高楼倚上游。江山尚余恨,花鸟亦关愁。势岂三分国,洲唯半壁欧。谁防未然祸,尔我慎边筹。”*

9月14日:至北京,张荫桓来访*。是夕,日本驻华代理公使林权助为伊藤“洗尘,并邀各使臣作陪”*。

9月15日:午后1时半,拜见总署王大臣。陪同伊藤前往者有林权助、郑永昌(日本驻天津领事)、郑永邦(郑永昌之弟)、大冈育造、头本元真、森泰二郎、时冈茂弘。清廷官员为庆亲王奕劻及崇礼、廖寿恒、张荫桓。伊藤谓:“贵大皇帝锐意图新,实贵国千秋大事,何物当急,何物当缓,必顺序以进。应详加规划,理其端绪,全仗贵大臣等辅翼。”又谓:“设立士官学校,为一国军备之第一关头。”并指出机器制造、火轮运输等之重要性,认为“设制造所,铺设铁路”,是“利民生,拓利源”的“最便之法”。*

9月16日:“午前,李鸿章来访。午后,王大臣等来访。”*

9月17日:“张荫桓晚餐招待。”⑥

9月18日:下午,康有为谒伊藤于日本公使馆*。伊藤询以变法数月“而推行未效何故?”康告以“奈皇上全权不属”。伊藤询以中国“君权专制无限,环地球之所知,今贵皇上无全权云何?”康告以“实权在太后手里”,以及怀塔布等被革职后,满人相率“请禁皇上改革”,希望伊藤“入见太后,肯为剀切陈说一切情形,感动太后回心转意”。伊藤表示:“必以尽心于敝邦者,移以尽忠于贵国。”*

9月19日:总署王大臣函告日本驻华代理公使林权助,告以次日光绪“御勤政殿接见”。

9月20日:觐见光绪皇帝于勤政殿。光绪谓:“我中国近日正当维新之时,贵侯曾手创大业,必知其中利弊,请为朕详晰言之。并祈与总署王大臣会晤时,将何者当兴,何者当革,笔之于书,以备观览。”并“愿嗣后两国友谊,从此益敦”。伊藤表示“敬遵宠命,他日猥承总署王大臣下问,外臣当竭其所知以告”*。

9月21日:政变发生。

9月23日:庆亲王奕劻于“午后二时招待”*。

9月24日:晚,李鸿章设宴招待。李鸿章请将康有为“执获送回惩办”,伊藤推诿未见。随员大冈育造询以康有为“究犯何罪?”李谓:“议其罪状,无非煽惑人心,致干众怒。”*

9月27日:王大臣招待*。

伊藤博文来华,资产阶级改良派是寄予厚望的;光绪皇帝也亲自接见,感到“快慰之至”。

康有为在1898年1月的《上清帝第五书》中,吁请采法俄、日以定国是,大集群才而谋变政,听任疆臣各自变法,又正式吁请国事付国会议行,颁行宪法。还说:“职尚有日本变政之次第,若承垂采,当写进呈。”同月24日(正月初三日),光绪命总理衙门王大臣接见后,又呈上《日本变政记》。29日,在《上清帝第六书》中,建议效法日本,变法维新。又嘱长女康同薇辑译《日本变法由游侠义愤考》,为之撰序,说是“视彼日人,其强有因,胡不嗣音”*。1898年6月11日,“诏定国是”,“百日维新”开始。16日,光绪召见康有为,康谓:“臣于变法之事,尝辑考各国变法之故,曲折之宜,择其可施行于中国者,斟酌而损益之,令其可施行。”又谓:“泰西讲求三百年而治,日本施行三十年而强。吾中国国土之大,人民之众,变法三年,可以自立。”此后,通过廖寿恒将《日本变政考》陆续缮写进呈。凡此种种,可知他是积极要求仿效日本,实行资产阶级性的改革的。

伊藤博文曾佐长洲藩主“勤王攘夷”,是明治维新事业的助成者,康有为早就对他怀有好感。如他在《日本变政考》中对裁汰冗员一点,就说:

凡旧国积弊,必官吏纠纷,文书积压,冗员多而专任少。日本旧俗既然,我中国尤甚。……伊藤所改,亦切中吾弊,深可鉴也。(卷九)

又在“宫中置制度取调局,伊藤博文为长官,以其游欧洲回,命其参酌制度宪章也”下按曰:

变政全在定典章宪法,参采中外而斟酌其宜,草定章程,然后推行天下。事关重大,每事皆当请上命核议,然后敕行,故非在宫中日日面议不可。日本选伊藤为之,至今典章皆其所定。我中国今欲大改法度,日本与我同文同俗,可采而用之。

在“定议局官制,又废统计院,归为内阁中之一局”下按曰:

变法之道,必有总纲,有次第,不能掇拾补缀而成,不能凌躐等级而至。……而变法之始,首贵得人。君臣相得,有非常之任,然后有非常之功。昔先主得诸葛如鱼得水,苻坚得王猛以为朕之子房……观日主之于伊藤,并可谓知而能任,任而勿贰者矣。(卷九)

康有为对伊藤博文是这样的推崇,当得知伊藤来华的消息时,自然寄予极大希望。康有为到日本使馆专门拜谒了伊藤博文,谈了“皇上在位虽二十余年,权实皆在太后之手”,以及慈禧专任奕劻、荣禄、刚毅等“绝无见识”之人,阻挠新政。并请伊藤谒见慈禧时,“极言皇上贤明,而改革之事,为诸外国之所深喜”,以使慈禧“回心转意”。*此外,还授意杨深秀、宋伯鲁先后上疏,“先为借箸之筹”,“固结英、美、日本三国,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请“速简重臣,结连与国”,派员往见伊藤博文等“与之商酌办法”*。

光绪皇帝对伊藤博文同样存有幻想。当他召见康有为,听康谈到日本“施行三十年而强”时,深感兴趣。等到《日本变政考》陆续送呈,曾参照康有为的建议,明治维新的“成效”,颁布过一些上谕。例如,《日本变政考》说:“日人每立一法,必遣人游历欧西,采察各国法度、利害得失,故其立法精详,损益良善,能致富强,非偶然也。日人采择西法,骤行于东方,其势甚难。我今采东方同文同俗之法,行之甚易。”(卷九)光绪于8月2日(六月十五日)发出上谕:“现在讲求新学,风气大开,惟百闻不如一见,自以派人出洋游学为要。”特别提出:“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日本变政考》提出“冗员多而专任少”的流弊和伊藤所改“深可鉴也”(卷九),光绪于8月30日(七月十四日)发出裁汰冗员的上谕。《日本变政考》说:“各国岁出入皆有会计录,布告天下,日本昔无此制,至此乃行之。”(卷六)光绪于9月16日(八月初一日)发出诏编预算的上谕,谕旨和《日本变政考》康有为的按语很相似。梁启超在“上谕恭跋”中对此也说:“康有为于进呈《日本变政考》,发明此事极详。西学大开,此义大明,上皆采用。”可知光绪的新政诏书是受到《日本变政考》的启发,对参与明治维新的伊藤博文,光绪当然早有印象。

9月20日,伊藤觐见光绪时,光绪即说:“贵国自维新后,庶绩咸熙,皆出贵侯手定,各国无不景仰,无不赞美,朕亦时佩于心。”又请将利弊、兴革“笔之于书”。

资产阶级改良派对伊藤博文寄予厚望,光绪见到伊藤表示“快慰”。这样,伊藤的来访,成为“百日维新”中的一件大事,也就必然遭到后党的嫉妒和反对。伊藤觐见光绪的第二天,“政变”猝发,当不是偶然的。

百日维新期间,新、旧斗争尖锐,特别是到了9月间,双方剑拔弩张,硝烟弥漫。9月4日,礼部尚书怀塔布,侍郎堃岫,徐会沣、曾广汉等,以阻挠主事王照条陈被革职,王照却赏给二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9月5日,赏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加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事宜。这些人事变动,当然激起后党的愤恨和震惊。怀塔布、杨崇伊等先后到天津看荣禄,策划政变,图谋推翻新政。光绪害怕“今朕位几不保”,于9月15日和17日接连发出两次“密诏”,命改良派等“妥速筹商,密缮封奏”,伊藤博文恰恰就在这时拜见总署王大臣,觐见光绪。

荣禄

值得注意的是,后党加紧政变步伐,光绪两发“密诏”,和伊藤在北京的活动紧密相关。如前所述,9月15日,总署王大臣接见伊藤,奕劻、崇礼、廖寿恒、张荫桓参加。廖寿恒是《日本变政考》的代呈者,而领衔大臣则为后党的奕劻。在接待时,伊藤盛赞光绪“聪敏而勤于政事”,以及革除积弊、振兴庶政、励精图治以求变法,而感到“深深欣幸”*。会后,谈话内容和伊藤对光绪的印象,后党是不会不向慈禧上报的。就在这天,光绪帝命杨锐带出第一次“密诏”,谕以政变危机,速筹对策。

9月16日,据《德宗景皇帝实录》,光绪诣颐和园乐寿堂,向慈禧请安。还召见袁世凯,擢其为侍郎,责成专办练兵事务。同日,下诏编列预算,据梁启超《上谕恭跋》,这和康有为“草疏请仿日本例,置参谋本部”,以及《日本变政考》发明“预算决算而理财用”有关,它刚好在伊藤觐见前夕发表。这天,李鸿章、王大臣先后访问伊藤。光绪皇帝又恰恰在第二天(17日,即八且初二日)召见林旭,交予第二次“密诏”。

9月18日,后党御史杨崇伊上封事于慈禧,请即日“训政”。康有为就在这天拜会伊藤,谭嗣同也在这天夜访袁世凯,劝其助行新政。

9月19日,慈禧回宫,正是光绪准备接见伊藤的前夕。

9月20日,伊藤觐见光绪,杨深秀疏言伊藤“深愿联结吾华”,请为“借箸”。次日,宋伯鲁疏请与伊藤“商酌办法”,而政变已发。

由上可知,伊藤在京的活动,几乎每天都和政局有关。

更为值得注意的是,18日杨崇伊请慈禧“即日训政”折称:“康有为等两月以来变更成法,斥逐老成,借口言路之开,以位置党羽。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即日来京,将专政柄。臣虽得自传闻,然近来传闻之言,其应如响。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这种危词耸听,慈禧自然不能不为所动。

于此,需将光绪是否欲请伊藤为顾问一事,稍加考核。

第一,改良派和光绪准备“借重”伊藤之说,当时确有传闻,且曾刊诸报章。如《国闻报》载:“近日京朝大小官奏请皇上留伊藤在北京用为顾问官,优以礼貌,厚其饩廪,持此议者甚多。”*又说:“闻本月初六日,皇上升勤政殿,将召见日本旧相伊藤,宠加擢用。是日东方未明时,忽为皇太后所闻,即在颐和园传懿旨启驾返海,于是伊藤之召,遂亦中止。”又据10月7日香港《士蔑报》说,9月21日“皇上登朝,正欲降旨传伊藤入觐,突有内监持太后懿旨,敦迫皇上往颐和园面见太后”,遂未果*。

第二,改良派确曾通过帝党拟请伊藤为顾问,上述杨深秀、宋伯鲁的奏折中,就都提到“借箸之谋”。另据李提摩太回忆:9月中旬,康有为和他“商量过变法的计划”,李提摩太“曾建议既然那样成功地改变日本成了一个强国,那么最好的办法,是由中国政府请他作一个外国顾问”*。可知改良派人士还和李提摩太商量过此事。

第三,从康有为和伊藤的对话中,以及光绪和伊藤的问答里,也可看出有着想请伊藤担任“顾问”的意愿。伊藤询问康有为:“今贵皇上无权云何?”康有为讲了慈禧之掣肘、后党之阻挠,特别强调“日前因王照条陈一事,遽治怀塔布等抗旨之罪,未请(示)太后,而日来怀塔布等数十满人,相率跪太后前大哭,请禁皇上改革。我皇上位地如此,改革艰难,愿君侯察其情也。”*这种宫廷斗争,告诉刚来北京的外国客人,应该是有所期望的。至于伊藤听了,“因太息曰:天无二日,民无二王,今国权出两途,革新诚难矣哉!”④姑无论这些话是否传到后党耳中,即伊藤对“权出两途”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至于伊藤觐见光绪时,光绪表示“久闻侯名,今得晤语,实为万幸”,认为日本明治维新后,“庶绩咸熙”,都由伊藤手定,表示“时佩于心”。接着,光绪又请伊藤详晰利弊,于总署王大臣会晤时,将兴革事宜“笔之以书”,垂询兴革,请予顾问。

尽管光绪没有正式任命伊藤为顾问官,而已有人上折疏荐;在实际接触中,光绪也对手创维新大业的伊藤表示关切。这些举动,当然不能为后党所容忍。

第四,从伊藤在华的言行,也可看到他“顾问”新政的迹象。伊藤初到天津,即行表示:“中国如有咨询相助之处,甚愿竭诚相助。”天津知县宴请,王修植赋诗希望伊藤“直谏”,借鉴日本维新“前箸”。伊藤虽未作和,但森泰二郎却赋诗以答:“谁防未然祸,尔我慎边筹。”当伊藤觐见光绪时,又祈求光绪“永保盛业,长享景福”,准备在王大臣问及改革事宜时,“竭其所知以告”,以使今后两国“邦交必能因之愈固”,对中国的维新事业是“深为垂注”的。

伊藤对中国维新运动的“垂注”,又和甲午战后帝俄在华势力的扩大有关。在《马关条约》尚未签订,日本所提要求已经传播出来时,俄国外交大臣罗拔诺夫在上沙皇尼古拉第二的奏折中就指出,日本“完全占领旅顺口所在地的半岛”,“由我国利益来看,此种占领是最不惬意的事宜”*。他们插手干预,要把辽东半岛留给自己享用,而刚刚为日本战败的清政府,为了报答帝俄,于1896年派李鸿章赴俄,签订《中俄密约》,出卖东北主权。密约签订后一年,沙俄出兵占领旅、大,又通过借款、筑路等手段,企图染指海关管理权,并吞中国东北地区,进而控制华北地区。这样,日、俄之间争夺我国东北地区的矛盾就愈来愈激化。

《中俄密约》

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是亲俄的。签订《中俄密约》的李鸿章就想“联络西洋,牵制东洋”,借用洋人的势力,来巩固自己的地位。资产阶级改良派则主联英、日以拒俄,认为“联俄则燃眉噬脐,旦夕即成异类;联日以联英,则皮肤之癣,犹可补救于将来”*。伊藤博文是在帝、后两党政治斗争激烈,俄、日两国争夺在华利益尖锐的情势下来华的。由于后党亲俄,而改良派却有“联日”之议,光绪皇帝又有挣脱慈禧束缚的改革之举,伊藤对此,自然是“垂注”的。

还在伊藤从仁川启程来华的前夕,光绪下谕:“李鸿章、敬信毋庸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上行走。”这事是否因伊藤来华而故意把亲俄的李鸿章罢黜,并无直接证据,但日本官员却认为李鸿章“为了和日本对抗……其结果是把俄罗斯拉了来”*。等到伊藤和李鸿章会见时,伊藤对李鸿章说:“君在北方建造了有伟大势力的藩屏啊。”②对李鸿章和帝俄的关系耿耿于怀。再从上文森泰二郎“和诗”中所说,“谁防未然祸,尔我慎边筹”,也可看出日本想支持一个不是亲俄而是亲日的政府,以“防未然祸”,以“慎边筹”。那么,伊藤的来华,正是因为日本在侵华道路上和帝俄有矛盾,是想支持一个符合日本帝国主义利益的政府,从而对改良派加以青睐。

伊藤的用心,后党不会不察觉;改良派和光绪对伊藤的态度,后党也不会不提防。从伊藤一踏上中国国土,后党就已经注意了,据传当伊藤告以来华将有两礼拜时,“守旧者皆惶悚不安”*。接着,由津到京,后党更是紧密防范:9月15日总署王大臣接见伊藤时,首席代表是庆亲王奕劻;19日致函林权助,告知光绪皇帝接见伊藤时间,领衔的还是奕劻;20日伊藤觐见光绪帝,“赐坐御座之侧,位在庆王之次”,还是奕劻首座*。当然,作为总署首席大臣的奕劻领衔出面,也可说是“名正言顺”,但他的“领衔”,却又是为慈禧做耳目,对伊藤的意向、光绪的动态,是必然会随时禀告慈禧的。

这里,还可举出下述事例:

第一,9月15日,以奕劻为首的总署王大臣接见伊藤时,奕劻曾询及伊藤“虽卸重任”,是否“过问政事?”伊藤谈到来华前夕,“特赴京入谒辞行”,面见明治天皇三小时之久,奕劻觉察他“再任显职为时未远”。在言谈中,伊藤除盛赞光绪锐意改革,深感“欣幸”外,还说到变法“实系有关东亚大局,乃至天下万国者”,希望王大臣“亦仰赖圣主以成中兴大业”,并“确信此图必当实现”,而“向贵王大臣敬贺”。当奕劻提到光绪“欲咨询于阁下”时,伊藤表示要将明治维新“三十年之经历,而从贵国之利害出发,略陈一二”*,表白了他对光绪变法的支持。所谓“有关东亚大局,乃至天下万国者”,也流露出他对帝俄在华势力扩大的担心,而后党却是亲俄的。

第二,据赵炳麟《光绪大事汇编》卷九称:杨崇伊请慈禧太后“即日训政”折,是托庆亲王奕劻面见慈禧时秘密带上的,此折恰恰是奕劻接见伊藤后的第三天。杨折奏上的次日(9月19日),慈禧没有按照惯例(前一天发出通知),即突然回宫。同日,总署发出致林权助函,告以光绪接见安排,领衔的是奕劻,而在光绪接见伊藤的翌日,“政变”即作。这种蛛丝马迹,暴露了奕劻向慈禧密告的迹象。又据袁世凯《戊戌日记》,21日晚,“荣相折简来招,杨莘伯在坐,出示训政之电,业已自内先发矣”*。也不讳言杨崇伊和慈禧、荣禄等的关系,而杨崇伊请求“训政”之电,又是奕劻密呈的。奕劻在伊藤来京几天中,活动频繁,内外接引,这和“政变”的发生,无疑是有关联的。

照此说来,伊藤来华,促使了后党发难,加速了政变的步伐。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对此有一段评述:

八月之变,幽禁皇上,株连新党,翻改新政,蓄此心固非一日,而借口发难,实由于伊藤之来也。……伊藤在津日,又值皇上电询,可否在津多留数日?伊藤答以两礼拜,守旧者皆惶悚不安。荣相接待,宴于北洋医院,神色惨沮不欢,未遑终席,借事辞去,盖将借此发难,以惑太后听耳。*

伊藤来华,改良派的推誉和光绪的借重,加深了后党的忌恨。慈禧太后是害怕他们同外国势力勾结起来的,终于在伊藤觐见的次日,发动政变。因此,伊藤来华和政变发生是有直接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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