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常认为中世纪是一个黑暗闭塞的时期，百姓愚钝蒙昧，修道士狂热无知，直到启蒙运动的出现才终于有了光明。
事实上，中世纪也有自己的光明。
一、首创大学
萨拉曼卡大学建于13世纪初，是欧洲最古老的大学之一，它在11世纪末首创了大学这种机构。
在此之前，学知识都要到修道院去。“高层次”的“教堂学校”由主教负责，主要作用在于为各教区培养后备神职人员。
1088年，博洛尼亚的一些学生实在无法忍受这种平庸的教育，便凑钱请来了一些高水平的教师，与当地的教会力量脱离开来。他们像商人一样，组建了由教师和学生构成的“行会”，大学由此诞生。
12世纪中叶，皇帝肯定了大学的地位。很快各地便都出现了类似的机构，如13世纪的牛津、巴黎、剑桥、帕多瓦、那不勒斯、图卢兹、蒙彼利埃、科英布拉，14世纪的布拉格、维也纳、海德堡、克拉科夫等。
大学从创建之初便是独立于当地政权的。这样的需求可能是自下而上的，比如博洛尼亚这种情况，但实际上往往是自上而下的，皇帝、教皇、国王都曾提出过这种要求。大部分大学都有自己的专长：萨勒诺大学以医学闻名，蒙彼利埃大学强于医学和法律，博洛尼亚大学也擅长法律，巴黎大学则专攻神学。
起初，课程有的分散在城市各处，有的集中在特定的地点。渐渐地，一切都走上了正轨。许多学生加入了城市中新出现的宗教团体托钵修会，分为方济各会与多明我会两个派别。这些学生便住在各自的修道院里。其余的学生住在“学院”，在那里睡觉、吃饭，后来也在那里上课。
中世纪的大学和今天不一样，它们并不属于各个国家，也不是由政府部门来管理的。所有的学校都在教会（教皇）的监管之下，共同组成了一个欧洲教育网。
无论在何处，学校里讲的都是拉丁语，各地的学校所采用的课程体系都是一样的。
首先是通识教育，学生要学习从古代传承下来的七门课程。前三门为文法、修辞学、辩证法，旨在提高表达能力和思维能力。后四门为算术、音乐、几何学、天文学，目的是让学生掌握数字科学。
在完成了这些基础教育之后，学生开始学习专业课程。法律、医学、神学是最主要的三个专业。
学生可以申请的学位包括学士、硕士和博士。读完博士学位需要十年到十二年，这需要很大的勇气。获得硕士学位的人就有资格任教，或者也可以通过考取教学执照的方式成为教师。教学执照和其他证书一样，都是由罗马教会管理和发放的，不受报考学校的限制。一些传统名校的教师甚至不需重新参加考试就可以到任何学校任教。这个特权起初仅限于几所古校，后来逐渐放宽了条件。
中世纪的学生通常都在外地接受高等教育。他们之所以远走异乡，有的是为了追随名师，有的是想学习不被本地允许的学科。教师们也四处讲学。就这样，中世纪的大学构建了一个庞大的运转系统，让欧洲人能够尽情地学习知识，促进了知识的传播。
二、加洛林文艺复兴
这一时期一方面碰撞出很多思想的火花，另一方面也产生了一些被后世不断诟病的观点。有一个词能够很好地将这两方面概括在一起，那便是“经院哲学”。
今天看来，人们总是在批判它的时候才会称其为“经院哲学”，伊拉斯谟、路德以及笔调很是辛辣的拉伯雷都是这样做的。
这些人生活在人文主义诞生的时代，对于他们来说，经院哲学是腐朽的、僵化的、过时的，是一群老态龙钟的教师用不严谨的拉丁语颠来倒去地讲些没用的知识，是原地踏步又没完没了的神学辩论。经院哲学到16世纪已经走到了尽头，被新一代学者嗤之以鼻也属正常。但它辉煌时的样子我们又怎能忘记呢？
从词源来看，经院哲学严格来讲是指教堂学校所采用的教学方法，后来发展为大学的教学方法。其引申义也包括当时的教学内容，特别是在各个学科中地位最高、在这一阶段获得了极大发展的神学。
当时的欧洲充满了对知识的渴求，人们想了解一切、探索一切，这就使信仰与理性的冲突成为当时的一个大问题。
如果违背了教条，那么我还能继续研究吗？我是否可以研读古代哲学家的著作，尽管他们并不是基督徒？究竟祷告和思考哪一个更能让我接近上帝？
从12世纪到14世纪，先是在修道院里，后来在教育机构里，学者们从各个角度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反复讨论，他们通过书面和口头的方式不断交流，时而主动出击，驳斥他人的观点；时而奋起防守，论证自己的见解，这几乎算得上是第一场欧洲大辩论了。
这场辩论没有任何遮遮掩掩，一切都是公开的，言辞也非常激烈。在经院哲学的教学方法中，既有阅读课，由教师领着学生一句一句地研读文本，也有辩论课，由学生对某一问题进行辩论，然后由教师得出最终结论。在争论最激烈的时候，教师们会在城市的广场上公开授课，任凭各个层次的听众提问。在12、13世纪，这种方法带来了一些精彩的辩论，几位重要的思想家从中脱颖而出。
神学新思想的开创者是坎特伯雷的安塞姆（Anselm of Canterbury，1033-1109），他出生在奥斯塔（意大利），是本笃会修士，起先在诺曼底的贝克修道院学习、从教，后来成为坎特伯雷的大主教。他是第一个提出先有信仰、后有理性的人：“我并不是理解了才能相信，而是相信了才能理解。”
他的一位弟子欧坦的奥诺里于斯（Honorius of Autun）后来定居在雷根斯堡（德国）附近的一座修道院，他说过一句至今听来都非常经典的话：“人类的流放之地叫无知，他们的家乡叫科学。”
在之后的一代人中出现了著名的阿伯拉（Abelard，1079-1142）。他之所以有名，很大程度是因为他有非常不幸的遭遇。当时，他与他的一个学生埃洛伊兹（Héloïse）坠入了爱河，学生的叔叔非常愤怒，便派手下人将他阉割了。
事实上，阿伯拉也是12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他参加了当时知识分子的所有辩论，最著名的是古希腊哲学家都没有讨论出结果的“共相之争”。
他所提出的道德观念引发了思想上的大变革。他最先指出不应把行为作为唯一的评判依据，而应更加关注行为背后的意图。“意图的道义性”在现代法律体系中具有核心地位。阿伯拉甚至在一本书里研究了不同教皇对某些教义的解读存在哪些矛盾之处，这实际上是对宗教根本的批判。
三、知识广泛传播
12世纪末、13世纪初，关于信仰与理性的大讨论再度兴起，激烈程度有增无减，其原因是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在这一时期全部从阿拉伯语翻译过来，进入了西方世界。
这导致了新的狂潮、新的对抗。到底该怎么做？从这个不曾受到神的感召的人身上，真的能学到各门各类的知识吗？面对《圣经》的真理，应该将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摆在什么位置？在我们的印象中，教会总是很教条的，但这一次，教会犹豫不决，迟迟没有表明立场。
托马斯·阿奎纳（Thomas Aquinas，1225-1274）帮教会做出了决定，他把所有敞开的大门又重新关上了。托马斯·阿奎纳也是欧洲的一位重要人物。他出生在意大利南部的一个贵族家庭，就读于蒙特卡西诺修道院。令他父母懊恼的是，他加入了多明我会——西班牙贵族圣多明我刚刚创立不久的派别。随后他前往巴黎继续学习，后来又去了科隆追随自己的德国老师大阿尔伯特（Albert le Grand，1193-1280）。
学成后，他回到巴黎大学任教，并在那里完成了著作《神学大全》。这本书总结了两个世纪以来的所有思想。托马斯·阿奎纳承认了理性的伟大，但又将信仰置于理性之上，从而解决了理性与信仰的冲突问题。他说，哲学应当是神学的仆从。人们都说他“让雅典与耶路撒冷握手言和了”。
与他同时代的另一些人则在探寻其他的道路。人们对知识的渴望并不仅限于神学领域。方济各会的罗杰·培根（Roger Bacon，1214-1294）毕业于哈佛大学，也曾在巴黎大学任教，后来又回到了哈佛。
他在科学的各个领域都很有建树，如光学、天文学、数学等。他还尝试了当时非常热门的炼金术。他的见识和创造力为他赢得了“奇异博士”的美名。他最早倡导了实验法，被认为是自然科学的先驱。他曾写道：“任何话语都不足为信，一切都要靠实验来证实。”
公元8世纪，阿拉伯人攻入罗马帝国，他们逐渐将所有知识融入他们所推崇的希腊文化。在阿拔斯王朝统治时期（公元8世纪至13世纪），阿拉伯穆斯林世界的思想和科学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他们在那个时候就一手拿着《古兰经》、一手拿着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开始了关于信仰和理性的哲学讨论，这比西方早了几个世纪。
此外，他们在天文学、光学、医学、数学领域也取得了诸多成果。所有这些知识都在阿拉伯世界从一个图书馆传播到另一个图书馆，最终普及到穆斯林世界的边缘地区，为西方世界创造了学习的机会。
哲学便是他们传播的内容之一。由于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进入西方，经院哲学的地位在13世纪时受到了极大的影响。西方人从阿拉伯学者那里学来了所有的医学知识，当然还有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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