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与王安石:从以牙还牙的政敌,到惺惺相惜的文友

发布时间:2022-01-20 发表于话题:王安石 点击:220 当前位置:黄埔网 > 综合 > 苏轼与王安石:从以牙还牙的政敌,到惺惺相惜的文友 手机阅读

苏轼与王安石的关系有点复杂。他们都是才华横溢的文人,却没有文人相轻的毛病。比如他们文学主张不同,却并不妨碍他们相知相惜。但政见不同,却让他们结怨,成了政敌。不过当苏轼因“乌台诗案”入狱九死一生之际,王安石却又为他仗义执言,给皇帝上书为他开罪。因而两人可说是在文学上相惜,在政治上相斗,恩怨纠缠,最后又“相逢一笑泯恩仇”,冰释前嫌。

01苏轼向皇帝直言新法弊端,王安石不悦,给他小鞋穿

1066年,苏轼的父亲苏洵在京师逝世,已考中进士在京为官的苏轼挟父丧返蜀,三年丧期满始还朝。此时,新继位的宋神宗已采纳王安石的变法主张,开始推行新法。苏轼并不赞同王安石的变法,且公开反对。比如他曾写了《议学校贡举状》,反对王安石关于科举的变革。由于神宗皇帝一向非常赏识他,故很看重他的意见,专门接见他,让他发表不同看法,甚至鼓励他指出自己执政的过失:“方今政令得失安在?虽朕过失,指陈可也。”

性格率真耿直的苏轼自然不会说那些官场上虚以委蛇的奉承话,他坦言:“陛下生知之性,天纵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断,但患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镇以安静,待物之来,然后应之。”

这番话,表面上是说神宗当前执政存在的问题,实际上是借机向神宗指出新法推行的弊端,即“求治太急”、“进人太锐”。神宗听后,也感震惊,对苏轼说:“卿三言,朕当熟思之。凡在馆阁,皆当为朕深思治乱,无有所隐。”

此次君臣对话,本不应外传,没想到却是苏轼自己跟同僚提起,最后传到了王安石耳中。身居宰相之位的王安石是理想主义者,推行新法本就是想尽快实现自己的理想,却因苏轼对皇帝的一番“逆言”被耽搁,自然不爽,竟因此事给苏轼小鞋穿,把他下放地方做了个处理诸多繁杂事务的小官。此举显然是想让苏轼闭嘴,使他整日被事务缠身,没时间再对新法说三道四。据《宋史•苏轼传》记载:“轼退,言于同列。安石不悦,命权开封府推官,将困之以事。”

在官场不慎言,最易祸从口出。不过苏轼这种咎由自取的行为也可理解,“谏言”得皇帝重视、采纳,忍不住向人显摆一下,也是人之常情。看来如苏轼这样的大名人也不能免俗,显示心不小。

02苏轼出进士考题含沙射影,王安石大怒,欲加之罪

苏轼向皇帝进言揭新法之短,因皇帝本来就支持王安石变法,若不是苏轼自己外传,根本就没多少人知道,影响不大,因而王安石对苏轼这种唱反调的不识趣之举只是暗中恼怒,最多是给他穿穿小鞋,不会有更大动作。但苏轼的不识趣之举却越演越烈,以致触碰了王安石的底线。

有一次,苏轼因看不惯王安石以独断专行的作风推行新法,竟在考进士策问时出了这样一个题目:“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恒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这种不满新法作派的含沙射影的考题,放在如此重要的科举考试中,自然会引起赴京赶考的全国学子的热议,其影响之广、之恶劣可想而知。因而王安石对苏轼此举可谓是悖然大怒,从此把他视为眼中钉,专门指派“御史谢景温”查找他的过失,想借题发挥,治他的罪。

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若苏轼一直在王安石眼皮底下、在御史别有用心的考察中做官,被治罪肯定是迟早之事。苏轼显然也意识到了危险,为远离朝廷这个是非之地,被迫自请外任,到杭州做“通判”。《宋史•苏轼传》这样记载:“安石滋怒,使御史谢景温论奏其过,穷治无所得,轼遂请外,通判杭州。”

被皇帝赏识的苏轼之所以从此难安于朝,即因他已被当朝宰相王安石盯上,为自保他只能出此下策。他的仕途自然也从此变得曲折艰难。可能连苏轼自己也没想到,经常奔波于朝廷和地方之间,竟成了他后来全部仕途生活的缩影。

03苏轼公开反对新法,作文嘲讽变法派官员,被构陷入狱

苏轼自请外任地方官后,也并没有因此变得识趣,反对新法的态度始终没变。不过他执行新法时采用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对民有利的他就执行,不利于民的他就公开拒绝执行。据《宋史•苏轼传》记载:“时新政日下,轼于其间,每因法以便民,民赖以安。”苏轼此举,百姓自然拍手称快,但对新法派而言,却视他为“大患”,想“除之而后快”。

在官场做官如此不识趣,若是一般人,恐怕早没活路。但苏轼才华横溢,极得皇帝赏识和百姓爱戴,哪怕新法派对他再咬牙切齿,也不敢轻举妄动。不过苏轼的笔实在太厉害,他不但写了《上神宗皇帝书》和《再上皇帝书》批评新法,还写了《戏子由》、《湖州谢上表》等文嘲讽那些靠投机新法起家的人。如他在《湖州谢上表》中说:“知其愚不适时,谁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苏轼此举实在有点失策,他反对王安石变法,王安石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不得不打压苏轼,但他毕竟是君子,即使想搞苏轼,也要找合法的借口。而苏轼嘲讽那些投机家,毫不留情面,无疑是捅了马蜂窝,因这些人大多是眦牙必报的小人。结果可想而知,苏轼被这些人群起弹劾,在“乌台诗案”中被构陷入狱,差点被问斩。好在有众多有识之士多方营救,甚至连已退休的王安石也给皇帝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最后皇帝也因怜惜苏轼的才华,没有杀他,只是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苏轼也由此开启了他漫长的贬官生涯。

04苏轼拜访已退休的王安石,相逢一笑泯恩仇,冰释前嫌

客观地说,王安石的变法在某些方面的确起到了为民争利的作用,因而苏轼才“因法便民”,只执行对民有利的部分;当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派当权后,他也反对尽废新法。

只因他认为变法之弊大于利,所以才极力反对。比如王安石重在“变革法制”,而他则强调“改革吏治”。他说:“天下之所以不大治者,失在于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他在《再上皇帝书》中更是直言不讳:“今日之政,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若力行而不已,则大乱随之。”

可见,他与王安石之争,无关个人恩怨,更非意气之争,而是理念之争,大势之争。所以,本为谦谦君子的他,才这样不识趣,不妥协,不惜与王安石为敌,不惜犯众怒。当王安石被罢相退居金陵后,已没必要再争的两大文豪自是惺惺相惜。1084年,苏轼在赴任汝州途中,专门前往金陵拜会王安石,他们一起游玩、喝酒、和诗,相处甚欢,可谓“相逢一笑泯恩仇”,冰释前嫌。苏轼的这首《次荆公韵四绝》之三,便是当时唱和的佳作——

骑驴渺渺入荒陂,

想见先生未病时。

劝我试求三亩宅,

从公已觉十年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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