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人的祖先,到底是汉人还是百越人?

发布时间:2021-11-25 发表于话题:百越什么时候被灭的 点击:43 当前位置:黄埔网 > 综合 > 中国古代史 > 广州人的祖先,到底是汉人还是百越人? 手机阅读

先秦时期,在南方生活着一群被中原称为“百越”(或作“百粤”)的土著民族。顾名思义,百越族是由许多小部族组成的,分布在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南部及两广地区,各自独立,互不相属。虽然统称“百越”,其实区别甚大。

据古书考证,越族的祖先可以追溯到大禹,传至夏朝中原少康之世。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引贺循《会稽志》云:“少康,其少子号于越,越国之称始于此。”而另一种说法,则见之于《国语》中韦昭注曰:“勾践,祝融之后,允常之於,芈姓也。”“芈”是羊的叫声,作为姓的始祖,可溯至甘肃、陕西乃至河南一带的季连部落。季连部落曾与以牧羊为业的羌族有大规模的联姻,甲骨文中,“羌”是“羊”的变体,因此,季连部落亦以“芈”为各部落的共姓。

商朝兴起时,剿杀季连部落甚烈,其族众七零八落,四处逃亡。在季连部落中,有一个重要的氏族——罗氏,逃亡至甘肃东南部(今信阳市罗山县)隐藏,得以休养生息。武王伐纣后,周天子裂土分茅,罗氏被封为子爵,其封土在湖北房县。在春秋时代,被楚国所灭,罗氏南下至洞庭湖一带。公元前391年,楚国南平百越,罗氏不得不继续南徙,直到岭南。

有学者认为,如今在两广交界地区,保留着大量带“罗”字的地名,如罗定、罗傍、罗董、罗岭、罗欧山、罗霍山、罗马山等,均为罗氏族人南下经过此地的遗痕。甚至广州的“羊城”之称,也源自季连部落的共姓“芈”。

广州人的面相

温州一带称为“东瓯”,温州古称瓯越,东瓯王驺摇是越王无彊次子蹄的六世孙,姒姓,欧阳氏。秦始皇平越后赐姓驺。闽越与浙越关系较为密切,在越王允常时代,即有越人进入福建定居。楚灭越后,不愿臣服的越人大量向福建迁移,形成了后来的闽越。

若根据史籍蠡测,岭南越族与浙越、闽越,似乎同出于季连部落。然而,这种观点,仍带有中原中心论的偏见,它无法解释,在季连部落罗氏到达岭南之前,岭南是否有人类的活动?季连部落是岭南文明的开创者,还是中途介入者?距今14万年前出现的封开垌中岩人,谁是他们的后裔?

中华文明是多元的

中华文明是多元发展起来的,是多个地方各自独立地发生、成长,并非以中原为“一元始祖”,从中心向四面散播。各地的文化在成长的过程中,互相融摄,参伍成文,始成大方之直。封开是岭南文化最重要的发祥地之一。《山海经》里的“封豕”,《淮南子》里的“封豨”,说的都是封开这个地方,西瓯人以猪为图腾,并非如季连部落罗氏一脉以羊为图腾。考古学家在封开曾发现大量东周、春秋、战国时代的戈、矛、镞、刀、钺等物,证明西瓯曾经是一个相当强盛的部族。它的文明早在中原人到达之前,已经存在,并非纯由中原人带来。如果说季连部落罗氏一脉确实从中原南下,那么,它也必须与当地土著相结合,才得以在岭南发荣滋长。

越人善战

秦始皇南行的足迹,最远止于洞庭,再往南去,便是瘴雾缭绕、让人望而生畏的五岭了。秦始皇生平未曾涉足,大部分北方人也没去过。去过的人几乎都没有回头。他们对岭南的一知半解,多半靠道听途说,诸如“民如禽兽”,“其为人人面有翼,鸟喙”之类。岭南越人被描绘为一群断发文身,禽声鸟语,干栏巢居的野蛮人,谁也不相信岭南是一个有文明存在的地方。

然而,当秦始皇遣兵南征时,才发现岭南越人显然比东南部的越人强悍得多。秦始皇在灭楚之后,很快降服了浙江的越族,又顺利征服了温州的东瓯和福建的闽越,但唯独在岭南,五十万秦军遇上西瓯越人的顽强抵抗。秦军屡屡大败,甚至连统帅屠睢也被西瓯人砍下了头颅。《淮南子·人间训》记载:秦始皇“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监禄无以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为越人战。杀西呕君译吁宋,而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骏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乃发適戍以备之。

第一波移民潮

由此可见,岭南越人并非一盘散沙的野蛮人,他们有着十分严密的军事组织,相当强悍的战斗力。那些从高纬度北亚气候地区来的秦军,除了被越人打得晕头转向之外,亦深受溽暑、台风、山蚂蟥、痢疾的折磨。北人难以适应南方的暑湿气候,所以一提南方的“瘴疠”,无不胆战心惊。

屠睢死后,秦始皇派任嚣、赵佗率军继续征讨岭南,并不惜动用十万军工,开凿灵渠,使长江的船只,得以由湘江,过灵渠,入漓江、桂江,再转入西江,顺流东下,直达番禺,公元前214年,终于实现了他征服岭南的宏愿。

几十万的秦军再也没回到北方,他们永远留在了岭南,留在了桂林、象、南海三郡,开边殖民,年纪大的便解甲归田。沿着秦军入粤的路线,西江一带便成了这批移民落脚最为密集的地方,然后向珠江三角洲逐步扩散。这是中原人口第一次大规模南迁。

作为新移民的秦军将士,之所以在粤西而不是番禺聚居,并非因为番禺的越族势力过强,而是当时他们负有在西江流域驻扎戍守的任务。为了协助这些新移民安家,赵佗还专门上书秦二世,“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秦皇帝可其万五千人”。这批妇女到岭南,名义上为驻军缝补衣服,实则与之成家立室,蕃衍子孙。

然须注意者,古书中所说的人数,往往言过其实,所谓“五十万大军”、“十万军工”、“万五妇女”,都不是一个确数,有很大的夸张成分。即使接近事实,一万五千妇女与数十万秦军,亦不成比例,更多中原军士,还是要与当地土著成婚。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研究也证明,广府民系的体质特征与广西壮族有较大的相似性。而壮族是越人的直接后裔。

广州建城,始于任嚣。身为秦军将领的南海郡尉任嚣,在病榻弥留之际,遗嘱继任人赵佗:“番禺(即广州)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国。”这是任嚣留下的唯一遗言,其言虽然简单,但意味深长。

任嚣所说的“中国人”是指中原汉人。如果岭南没有一定的文明基础,单凭一群离乡别井的逋亡人、赘壻、贾人,能够开宗庙、立社稷吗?对这一点,赵佗看得比任嚣更清楚,他知道,要开发这块土地,唯一的办法,就是与原岭南越人实行共治,以包容的心态对待当地土著的习俗,不管这种习俗与中原礼教有多么巨大的差异,良则从之,恶则禁之。

许多富有地方色彩的事物,诸如广东人喝凉茶、穿木屐、睡瓷枕、住骑楼等等,推敲起来,无不与水土有关。古越人断发文身,曾令峨冠博带的北方人啧啧称奇,其实那只是渔民为了方便水上作业的一种打扮;干栏茅屋是因为广东地势卑湿,瘴气凝聚,毒虫蛇蝎猛兽又多,不得不筑巢而居,并非如北人所以为他们是野居穴处的“有翼,鸟喙”羽人。

文化上的误解,往往出于过分高明自许,自视如神,缺乏容受涵摄的雅量。而赵佗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建立南越国后,采取“百越和集”和“变服从俗”的政策,并不强行推广中原冠带,反而虚怀以容纳越俗,不仅任命土著越人做丞相,还带头与越人家族联姻。中原汉人与土著越人的通婚,在朝野都是很普遍的事情。

广东地区最大的族群——广府民系,便是在这种南北联姻基础上,渐次形成。以秦军所使用的“军话”为基调,亦因不断融入当地的越语,慢慢从方言岛的存在形态,沿着西江流域,开始了向广府话(粤语、白话)演变的进程。

事实证明,“百越和集”和“变服从俗”,并没有令中原文化在岭南湮灭,反而注入了新的内涵,养成了岭南文化开放性的先天基因。南越国没有留下什么文献记录,但赵佗治理南越国长达六十年,开物成务,草创经营,史书上称赞他“居南方长治之,甚有文理”。这种文理,反映在舟车、文字、音律、冕旒、衣食、人伦、政治等等方面,都为岭南文明开创了一片盎然的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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