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从何而来又将从何而去 人类文明的起源与我们的意义

发布时间:2021-10-22 发表于话题:人类的本质是掠夺 点击:204 当前位置:黄埔网 > 科技 > 文明从何而来又将从何而去 人类文明的起源与我们的意义 手机阅读
人类从何而来?又要到哪里去?如果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有一个元问题,那这个问题就是我的元问题。而在过去的两年间。我发现他们都提到了一个词,或者说一个时代我们管它叫做轴心时代。这个时代发生在公元前七百到三百年左右。在那时,中国的孔子、孟子、印度的释迦牟尼、波斯的琐罗亚斯德、希伯来的各大先知,希腊的苏格拉底,这些大思想家如同不要钱一样井喷而出,一扫人类形成古文明以来近五千年的原始蒙昧状态,奠定了未来人类的所有思想传统。

可以说,了解了这个时代的先哲们的思想,了解了人类是怎么从采集狩猎一步步走到这个时代,你就掌握了彻底洞悉人类文明之本质的钥匙。而这也正是今天这期的目的,把这把钥匙递给你。本期视频将是一个三段式结构,在第一段我们将讨论工具和语言的真正来源、含义及价值。在第二段,我们将讨论在公元六千年到公元五百年间,人类的四大古文明发展出截然不同的文明禀赋的深层原因,以及其如如何为轴心时代打下基础。在最后一段,我们将讨论轴心时代的所有重要文明所创造出的元叙事和虚拟秩序,许并认识他们是如何深刻的塑造了从今以后包括当下的所有人类思维方式和世界秩序。

话不多说,就让我们开始这场跌宕起伏的文明之旅吧。

语言、工具与环境人类历史的三条主线

当人猿开始用两条腿走路时,我们的故事就开始了,不言而喻,这是一项重大的突破。双腿解放了双手,而手的出现则意味着工具的萌芽,这是我们所接受关于工具之出现的普遍认知。然而,事实上是另外一件更大的却鲜为人知的事件的诞生,才让工具真正的出现,那就是两百五十万年前非洲东北部的不稳定气候。在那时这个地区从季风气候转变为长期干旱和雨季的耕更替期,草原变成了沙漠和沼泽,曾经稳定的生态环境陡然崩坏。而这一切没有发生在数百万年间,而发生在短短的几千年间,而几千年这个尺度对于动物的被动进化而言,实在是太短了,没有物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进化出可以完全抵御这种复杂气候变化的身体机能。在这时主动的创造成为了活下来的最好的办法,这就是工具的起源,我们的双手所制造的工具,最终弥补了我们在生物学上的缺陷,将这次巨大的危难化为了转机。

然而,这些会建造武器,护理伤口,控制火焰的灵长类动物都还称不上人类。尽管他们已经在亚非欧三块大陆上行走,直到十万年前,有一件事情发生了,它的发生导致了大型的生物灭绝事件,也催生了绘画、音乐和舞蹈。这件事就是语言的诞生。

请注意,语言并不是词语,许多动物都有独特的词语,乌鸦发出的声音与他们周围环境的各种物品都可以对应的上来,他们甚至可以创造新的声音来表示特定的新事物,那就是词语,不是语言,真正的语言其实与词语和词语之间所形成的,足以构成无限种意义和因果关系的组合。我们称它为语法,他不再是苹果火焰母亲,而是无、因为、很多、以及,但是这也是智人和尼安德特人之间最大的差别。他解释了为什么同样拥有基础词汇甚至更大大脑的尼安德特人最终败于智人之手。在数万年后,欧洲的一帮哲学家将语言称之为结构主义。顾名思义,在他们看来,词语本身并不存在意义,他们的意义来自于结构,来自于他们与其他词语的关系。而这种结构和关系象征着人类走入了一个完全崭新的时代,一个虚空造物的时代。

语法就是人类所创造的第一个新世界,一个与现实几乎无关的新世界。从此,语言再也不必与现实中的事物牢牢挂钩,而是以自己为单位,以自己为意义而存在。自此,天门洞开,世界史上的第一个模因出现了。通过语言这个模因两个语言的使用者可以进入一个并不完全属于这个世界的新世界。在那里人们可以互动达成契约,抒发情感,甚至创造那些完全不存在的事物。事实上,语言事件里所发生的一切,就是万年后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家鲍德里亚所说的拟象,一种对现实进行模拟,却又超出现实自成一体的新系统。而这也是我最终对鲍德里亚那种带有强烈悲观主义的理论感到不满的原因。鲍德里亚固执的认为,拟象出现最终将带来真实的荒漠以及人性的终结,却没有意识到人类之所以存在,正因为人类可以不断重新定义真实、超越真实,创造真实。虚拟现实不是什么新鲜事物。自打语言出现的一刻起,我们就活在一个自我编织的虚拟现实里,不断通过语言赋予这个世界的各种事物行为意义。这其实正是语言的真正功用。创造一个不存在于此世,却能让所有人一起进入的新世界。一个象征性的由所有人的想象共同维护的世界。正如马克思韦伯所说,人是匍匐在自我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在语言的符号互动模型中。意义并不存在于每个人的身上,更不存在于语言本身。意义,存在于人类群体中的互动网络,而语言和他的使用者就是这个互动网络的织网者借由这个互动网络更大规模的社会动员得以实现。然而,语言赋予我们的令人敬畏的力量总是带来一个问题,一个关于变化的问题。事实上,任何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思想范式和世界模式。必须符合一定的现实,不能是完全不着边际的凭空想象。然而外面的世界是一个难以驾驭不断变化的巨大未知。为了与之保持同步,我们必须随着新信息的到来不断修改模型。但是,整个社会不可能像生物那样改变主义,它可能表现的像一个社会有机体,但它没有大脑,它只存在于其成员之间的一个象征性互动的网络,这个网络非常难变化,因为社会大众不可能同步改变自己的想法。虽然我们居住在与他人分享的想象世界,但是我们仍然携带着自己及其独特的信息、想法和信仰。他有可能大范围与他人重合,但在本质上他是私人化的产物,他由基因以及一切后天的经历共同组成的,具有极强的随机性。因此,如果一个社会的某些成员改变了他们的观念和信仰,而其他人没有。他们共有的模式,就会开始失去连贯性。如果模型变得模糊不清,我们处理单一整体环境的能力就会变得更弱。事实是,我们不能与物质世界脱节,但是我们也不能与虚构事件脱节,而且这两个必要条件常常相互矛盾。

从语言诞生的那一刻起,彼此保持联系和与外部世界保持联系之间的紧张关系,就被编码进了人类的生活。这种紧张关系不断引发戏剧性的事件,这就是为什么语言与环境和工具一起成为人类历史的第三条线索。而这也是为什么完全与现实脱钩的虚拟现实和拟象世界不可能出现,让我们回到语言出现的那一天。尽管我们不知道那是什么时候,但那很可能就是人类第一次有了历史感的时候,从那一刻开始,各种故事开始被孕育,我们与周围环境中的人结成了意义网,通过不断的交流,我们建立了共同的假设,如时间和空间、生命和死亡、善与恶等深层次的问题。我们生活和死亡在我们思想的象征性场景中,但它却如此真切,它真切的形成了巨大的暴力力量,帮助我们统治了全世界,展开了大面积的繁衍和猎杀,也真切的帮助我们与更多陌生人形成社会和情感的链接,让我们可以同悲喜共苦痛。也就从那时起,人类才得以被称为人类,而这也只是一个开始而已。工具制造能力让人类更加强大,语言所构造的虚拟世界,让人类形成了真正意义上跨近亲血缘的想象共同体。有了这些优势,人类可以扩展到我们以前认为不适合居住的环境,我们可以穿着我们杀死的动物的皮,在我们用他们的骨头建造的庇护所里生活去那些寒冷的不舒服的地方。四万年前,我们从非洲迁移到西南亚,从那里迁移到欧洲和东亚,然后进入冰封的北方。环境,决定了我们为了生存所做的事情,而这又反过来决定了我们作为一个群体如何团结的在一起。因此,环境差异会产生相应的文化差异。在包括欧亚大陆和非洲在内的世界上,最大的陆地里,环境变化至少产生了三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大约一万年前,一些人放弃了狩猎和觅食,在固定的地方定居,成为全职农民。小亚细亚现在称为土耳其,黎凡特(现在称为以色列、叙利亚、黎巴嫩等)和欧洲部分地区都出现了小村庄,这种情况发生了,而且只有在土壤足够肥沃、雨水充足的地方才会发生。环境,导致了农业这种生活方式的形成。但即使在这些地区,也有一些人选择了不同的生存策略,他们没有定居下来,把生存赌在农业上,而是驯化了他们猎杀的动物,成为了游牧民。农民vs 牧民,定居者vs 游牧民,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分歧。当牧民定期与农民贸易时,他们可能形成一种共生关系,一边善于生产谷物、水果和蔬菜,另一边善于生产肉类、兽皮和奶制品。当然,有时游牧民族也会袭击村庄,抢走他们想要的东西。在一些地区,这些部落甚至可以追溯他们的祖先到共同的根源,他们之间的分歧最终可能会成为部落神话中的背叛和胜利的史诗故事。旧约中,关于该隐和亚伯的故事,中国炎黄跟赤蚩尤的故事都有这种神话的感觉,而这个故事出现的两个地方环境都支持了农业和畜牧业。因此,这两种生活方式必然会相互碰撞。最后,沿着许多湖泊和海洋,人们开始航海,并在水中谋生。这不一定是一个后期的发展。研究表明,船只的原型在人类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因此从一开始人们就发现,只要地理条件允许,他们捕鱼和农牧业一样可以生存。而这些人在后来成为了贸易者和商人的原型。在此之后,大约距今六千年前,一些人发现了一种比过去任何地域都更具生产力的农业环境-河谷。河谷每年都会泛滥,每次泛滥都会沉积一层新鲜的肥沃土壤,这样的河流可能有很多,但其中有四条最为引人注目。因为我们所知的第一批主要的城市文明就是在这里萌芽的,他们分别是尼罗河、幼发拉底河、印度河和黄河,这几条河流各自孕育了埃及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那么问题来了,如果环境最终孕育了文明,为什么这些都是由河流孕育的,文明会变得如此不同。答案很简单,这四条河流并不完全相似。

事实上,他们有关键的地理差异,在这些非常不同的河流,人类形成了不同的习俗、传统、思想和社会结构以及不同的世界故事。这些事物都为即将到来的轴心时代打下了最坚实的基础,了解他们就能为你洞见四大古文明外表之下所折服的隐藏基因

埃及:权力体系从何而来

尼罗河是一条神话般的双向交通干线,这条河有四千多英里长,起源于中非的几条小溪,在最初的三千多英里,他会穿过可怕的峡谷、瀑布跟汹涌的水流。然而,只要穿过那个大瀑布,另一端就是孕育着伟大文明的尼罗河流域,在尼罗河水域里,河水又宽又深,而且平静,它的水流稳定的向北流动。但是在那些友好的水面上,微风却不断的向南吹,把船放入水中的人可以扬起船帆向南航行,然后把船帆放下向北航行。因此,人们沿着河边定居下来,对依靠着水流的交通便利不断交换和通婚。在这种不断的互动中,一种文化的一致性出现了。除此之外,尼罗河所给予的另一个福音则是它带来的天然保护。在南部大瀑布隔绝了掠夺者在东部巨大的岩石和干燥的环境阻拦了游牧民族,在西部撒哈拉沙漠今年屹立不倒。在这种易守难攻的环境下,埃及人只需要花费少量的兵力保护他们的三角洲领地,就可以把他们的精力全部投入到积累他们的财富上,而无需烦恼外敌的入侵。同时,这种自然环境所滋养的文化统同质性,使人们能够合作建设大规模的基础设施,以便更好的管理他们的河流。当尼罗河泛滥的时候,水漫过两旁的山丘,而通过建造水坝、堤坝和运河,农民可以将水储存在最高处,并在一年中以适当的量释放出来,以保持他们的田地得到灌溉。也就是为了协调这个项目。一种命令式的金字塔型的权力结构产生了。一层又一层的监督者不断向上汇报工作进度,最终他汇聚到最高层的一个神一样的决策者手中,这就是埃及的政治制度和他们伟大的金字塔完全一致。另一方面,由于尼罗河泛滥的不稳定性,在水利不足的年份,人们自然会思考,为什么今年天时不好,是不是由于他们的过错出了神明不满,埃及人需要一个更强大的精神支柱和灵性承诺,来在精神层面抗衡这种混沌。在一个拥有强大中央权威的社会,这个支柱和承诺就落在了那个原本就如同神的掌权者身上,将他彻底推上神座,好让他拥有对尼罗河发号施令的天地权威。自此,埃及人愿意相信当法老的需要、愿望和奇想得到满足时,大水就会如他们所愿的发生。当然,另一个问题也出现了修建、配置和维护灌溉系统,使无数劳动者一年中的部分时间忙碌,但其余时间他们无事可做。这种巨量的有组织的,却无所事事的工人也是极其危险的。如果安排不好,他们就会带来一场剧烈的革命。于是,社会监督者和法老一定要让他们忙碌起来,动起来,用无无尽的劳动来努力他们的身体和思想。当然,那个劳动成果如果是法老想要的,那就最好了。你猜那的成果会是什么?那将是一座金字塔,人类历史上最伟大也最残酷的奇迹之一。那是数千数万的劳苦人类的终生努力,只为确保一个人的死后获得可能的愉快体验。事实上,除金字塔之外,你还可以看到无数巨大的神庙和山丘大小的雕塑,他们都滴着古埃及人的血和汗。水利工程。庞大的社会组织结构。神学统治的法老,最早的官僚主义系统,他们所结合起来的成果,可以是一个伟大的帝国。但由于尼罗河易守难攻的去军事化特质和基于基础建设而生的社会制度,最终埃及人也只留下了几座遗世独立的陵墓,这就是尼罗河的馈赠,也是他所留下的诅咒。很遗憾,埃及文明没有打破这个悖论,最终被沉默于北非沙漠那滚滚的尘烟之中

美索不达米亚:城邦体制与个人主义

两河流域在尼罗河三角洲以东约一千三百五十英里处进入波斯湾。他们从土耳其山脉向南流动,大致平行于彼此。穿过今天的伊拉克。平均相隔五十英里,直到到达海湾,他们汇合在一起。这个河流综合体没有一个整齐的分开,上下游的大瀑布,因此有些河段适合航行,有些不合适。微风变幻莫测,沼泽在下游重生。基于这些地理条件,美索布达米亚没有沿着山谷形成连续不断的文化,而是出现了许多独立的村庄网络。这些村庄有着几乎完全不同的神殿和信仰,尽管靠近河流的地方农业发达,但是环境也支持着牧民的游牧生活,而自然环境并无法保护这些人远离游牧民族的进攻。村民们必须准备好抵御来自任何方向的入侵者,所以他们建造了地理条件所不能提供的城墙。美索布达米亚不仅出现了城镇,而且还出现了有城墙的城镇,这些城镇逐渐也变成强硬的小城邦,如乌鲁克、阿卡德、拉加什和启什,每个城市都有自己训练有素的士兵。埃及人发现,一旦建筑工人存在,他们就必须建造一些东西。美索布达米亚人发现,一旦军队存在,他们就需要可以为敌的敌人。如果他们无所事事,他们只会制造内部的麻烦。所以,当美索布达米亚的统治者们没有可以击退的掠夺者的时候,他们就向上游或者向下游挺进,征服他们的邻居。埃及人建造金字塔。美索布达米亚人建造帝国,成功的征服者统治着一个城邦网络,他们可以利用更广泛的资源,这需要更多的军队进行防御,从而导致更多的军事行动。大约四十三个世纪以前,启什国王阿卡德的萨尔贡征服了美索不达米亚的大部分城邦,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帝国,美索布达米亚的生活可能听起来也很沉闷,野蛮短暂,但事实上它是充满如火药般的活力和创造力的。在我看来,它远比尼罗河流域宁静内向的文明更有活力。当埃及人在建造纪念碑式的雕塑和粉坟墓时,美索布达米亚的苏美尔人却忙着制造、发明、互动交易、买卖,制定法律、违法、唱歌、做爱、偷窃、闲聊、争吵。美索布达米亚的许多小城邦孕育了企业家式的个人主义和竞争性的多元主义,奠定了我们后来所熟知的希腊乃至英美文化传统的真正根基。考虑到它的两条河流的地理位置,它怎么能不这样呢?

印度:矛盾从何而来

印度河孕育了地球上第一个伟大的城市文明,尽管他是最晚被后人所发现的,当埃及法老建造金字塔时,五百万人已经居住在哈拉帕和莫衡霍大罗这两个遍布数千平方英里的大型城市里。这个早期奇迹的关键因素自然还是水。印度河起源于众多溪流,但他最终在阿拉伯海以北汇成一条五合一的河流,他将整个印度河流域围了起来,让灌溉变成一件举手之劳的事,而农业也就随之兴盛。这种丰富的资源禀赋孕育了大量的休闲运动。哈拉帕人沉迷于艺术和工程,他们最大的城市中心像现代都市那样规则的排列着。任何城市规划专业的毕业生的祖师爷都是哈拉帕人,他们甚至还配备了大量的浴缸、管道和污水处理系统。大约三千五百年前,就在印度河流域文明衰落的时候,出现了一波巨大的迁徙潮,一波来自草原信仰、杀戮和放牧的闯入者来到了印度河流域那人口稠密的山谷那里,人们的思想、饮食、习俗和生活方式都是在洪水泛滥的世界中形成的,他们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和冲突。哈拉帕人是城镇人,这些新来的人是草原人,哈拉帕人用大小相同的红砖建造了大房子和粮仓,新来的人用泥土、竹子和草盖起了小屋。这些新来的人骑着马驾着站车,用铁制造工具和武器,他们焚烧森林和丛林,建造牧场和小农场。哈拉帕人崇拜生育神,其中很多是女性,而这些闯入者崇拜的神灵可以追溯到他们的游牧的过去,主要是男性神体现了自然的力量,如风雷、太阳和火。他们向东扩展建造村庄。今天,我们称那些来自西北部的牧人移民为吠陀人,因为他们有一套叫吠陀的宗教赞美诗,其中数前首已经流传到了现代,那些被称作婆罗门的牧师。记住这些赞美诗,然后口头一个字一个字的传下去,也就是吠陀文明和哈拉帕人的冲突与融合,才让印度文明的种子开始萌芽。这种冲突也奠定了印度从始至终都是一个分裂的多中心的互相矛盾的文明综合体,它有太多的内在矛盾,而这种内在矛盾的根基本质上缘起于草原和城镇文明在生活方式上的不同。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我们将永远无法理解印度无论是哪个时期的印度

中国:多难兴邦

一路向东,我们来到了黄河中华文明之母,黄河得名于黄土,那是一种细小的黄色尘埃,使这个山谷的表土层比地球上任何的地方都要厚。尘土从西边远山上落下来,被风吹到这里。除此之外,这个地区是干旱的,所以古代想要成为农民的人,不得不依靠这条河来灌溉。然而,山坡是如此陡峭,人们常常不得不在山上开辟梯田来种植庄稼。也就是说,他们不得不重塑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这是一项巨大的事业,但是这里的土壤又深又肥沃,人们束起腰来还是在这里定居下来了。这条河异常凶险,这里几乎没有可以通航的河段。在这股汹涌的水流中航行的人们冒着自杀的危险。的确,黄河是世界上最泥泞的河流,淤泥在河床上泛滥,导致水位上升,定居者不得不修筑堤坝来控制不断上涨的河水。但是当河水比平时更多的泛滥时,水就会溢出堤坝或者会破坏堤坝。总之,黄河沿岸的生活因不间断的紧急情况而时常陷入困顿。就像两极分化的父母一样,作为所有富足之源的河流,也不时的释放出突如其来的灾难,村民们必须做好应对的准备。当堤坝破裂或者风暴潮顺流而下时,没有时间商量,谁应该服从谁。权力结构必须已经到位,这和埃及非常相似,但又因为黄河周围的定居环境产生了变化,在这里至上而下的官僚权力机构形成的比较晚,家族是一切的核心。早期中国人在这个山谷的定居往往遵循一种模式,通常情况下会有一圈十八到二十个村庄,围绕着一个市场核心,周围是田地,每个村庄都有几十户由宗法人物组成的相互关联的家庭,村民们住在他们的农田附近,步行就可以到达中心市场。在那里,他们会见来自他们村庄集群的其他人进行社交活动,消除冲突,并计划大型项目。在黄河流域考虑到社区的密切规模和危机事件的频繁性,生存所需的纪律等级和服从开始在家庭中不可避免的产生。最年长的成员掌握着最大的权利。正因此,中国人想象,当最年长的成员去世时,他们并没有离开此世,而是加入了祖先的灵殿。作为一个超自然的存在,在日常生活中徘徊在中国家庭内部的权力结构和家庭在社会中的中心地位成为了一个文明的明确特征。在了解完四大文明古国的形成后,我们会发现,特定的地理环境催生出了截然不同的社会结构。但这些结构更多的像是被自然这个大背景板所刺激和催生出来的被动性应激反应,其中并没有太多人类的主观创造。换言之,那个时代的人类是相对蒙昧的。语言,对他们的作用是尽可能的描述和记录他们对世界的印象和感知,哪怕是虚构的神话,其中的神明也只是对特定自然现象的反应,而没有一套更复杂的形式逻辑和世界的背景。简言之,当时的人类并没有完整的想象,一个凌驾于这个世界之上的更隐蔽的形而上的秩序。也正因此,他们的活动范围被牢牢锁定在了河谷。这一丰腴富饶的地区。因为如果没有一种能够统合和号令,更多人用一套更宏伟的世界观来激励群众的虚拟秩序的话,人们是没有动力,更没有勇气走出河谷的,而这一切都随着公元前五百年的一批思想家而改变了。这个世界,最终迈入了有思想而非自然统治的时代。我们称其为轴心时代。接下来我们将介绍轴心时代的各大文明所想象和发明出的秩序。来看看这群真正定义了何为人类,何为世界的大师,是如何影响两千年后的我们的

中华文明:什么是“中国”

新时代的中国所发明的最重要的概念是什么?这个问题几乎是要求我们在五霸七雄诸子百家中凝聚出一个主线。无论怎么回答,你都可以说我是错的。但在我看来,中国的轴心时代持续的尤其的长,由东周期自秦汉中,而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创造就是中国这个概念本身。所谓中国其实是一套极其完整的世界观。在这套世界观里,世界是同心的,历史是循环的。帝国,也就是中国中央之国,是世界的心脏。当然,帝国被支流所包围,卑微的臣民国向帝国寻求保护,而支流也被野蛮人包围。至于野蛮人周围的世界则太遥远,不值一提。这个帝国有一个家族王朝统治,这个王朝经历了一个可预测的周期。起初这个王朝有一个统治的授权,这个授权来自一个巨大的非个人的超自然的力量。中国人称之为天。当授权到位时,和谐占据上风,世界一切正常。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王朝会犯错误,以致最终浪费掉他的授权,导致帝国瓦解,届时混乱取代了秩序。直到另一个人接到了统治天下的命令,建立了一个新的统治王朝,带领世界进入了一个秩序与和谐的新时期。就这样,他不停的转啊转,周而复始,万象更新。要注意在这个模式中,帝国并不意味着相对于其他帝国的我们的帝国,他不是众多帝国中的一个,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民族国家。帝国及中国是中央之地,是唯一真正的国。更进一步说,帝国是一个关于世界的形而上学的解释,而非一个地缘政治或政治学的定义。这个概念不是政治的,不是经济的,不是社会的,它是哲学的。正因此中国才不可能接受任何形式的偏安或者分裂。帝国的唯一性。帝国的中心性象征着整个世界的形而上学的绝对统一与和谐。然而,野蛮人总是试图进入帝国,有时他们确实成功了,但只是因为帝国正在进入一个分裂时期,但真正的问题从来不在于野蛮人,因为野蛮人并非是另一个帝国。换言之,野蛮人从未被视作与帝国人同等的对立的他者,而更像是一种内在病症的具象。帝国的疾病永远只在于我们的内心,野蛮人的胜利以及干旱、饥荒、洪水、叛乱、聚众犯罪和其他类似的麻烦,只是一个王朝在失去其授权的过程中的症状。这些问题的核心原因在于,世界的中心本身出了问题,熵增加了。而在这套世界观里,王朝并不是牢不可破的,皇权只是某种暂时的有保质期的宝物。在帝国的形而上学里,一个王朝如果没有执行保持世界和谐的仪式和行为,他就一定会失道,最终是天命。这种哲学的更深层含义就是相信物质世界有一个连接,所有可见的存在,事实的潜在秩序。在色彩、季节、数字方向、食物、情绪等等之间,存在着贯穿于物质现实的隐藏的对应关系。巧合是有意义的,运气不是偶然的,通过物质生活交织起来的联系和对应,构成了专家们能够分辨的模式与隐藏的模式同步,生活会带来好运。而与这种模式相悖,则会丧命。可以这么说,在轴心时代之后,帝国进入了一个哲学和政治的叠加态,它不是单纯的统治机构,而是凡人和无尽的超自然现实之间的中介。这种超自然现实称为天。虽然这个词经常被外国人翻译成天堂,但天并不是一个好人死后去的地方,那根本不是一个地方,他也不是中国的上帝,因为他根本不是一种超自然的意志。中国人对创造它的形象来拟人化,天毫无兴趣,天是一种非人格化的哲学模式,它代表着一个看似混乱的宇宙中实际无处不在的现实,代表着万物所运行的规律和准则。帝国形而上学的形成,离不开诸子百家中的任何一家,甚至五霸七雄中每一家都在默默地践行着这套观念。但他第一次被完整彻底的提炼成一种可操作的、可被普及的信仰体系,主要归功于一个人,那就是孔子。公元前五百年左右,一个被称为孔子的人,将中国文化中的礼仪和仪式提炼成一套极度自洽的信仰体系,它既是对生活的解释,也是行为的指南,从此并不宣称自己具有先知性的原创性,只是宣称自己有学问。他研究过古代占卜和其他类似的中国古典典籍,目的只是正确的传达其中奥妙,而非在做高论。孔子主要关注日常行为,尤其是家庭内部的行为。他指出,家庭成员要发挥不同的作用,因此要达到不同的标准,孩子要服从长辈,长辈要关爱孩子,家庭应服从父亲,父亲有照顾家庭的义务,每个人都有责任。早于马克思两千余年的孔子提出了一个和马克思相近的观点,那就是生活是一张社会债务的网,亦或者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位大师的弟子们将他的智慧汇编成一本名叫论语的书,其中包括了他的精辟评论,以及他们注意到的关于他们日常行为的细节。例如,他们报告说,主人总是在坐下之前整理好他的垫子,这听起来并不算什么,直到你把它看作是无数线索中的一根线。孔子对礼仪和社会礼仪有很多话要说,但不是通过构建一个空洞规则的牢笼的方式,而是以对话和沟通为基础。他教导人们可以通过在任何特定情况下的优雅行为来培养一种道德值直觉。而他正在为这种行为提供指导,通过和谐的融入这个伟大的社会工程,他们可以实现有意义和目标的生活。他的建议构成了一个理想社会的处方。在这个社会里,帝国和家庭是彼此的反应。父亲是家庭中的皇帝,皇帝被称为天子,是帝国中的父亲。当一切正常运转时,帝国和家庭就构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人与超自然的天在其中获得了和谐。

印度文明:虚妄、多元与涅槃

而在中国西南部的两千英里之外,一个完全不同的元叙事正在形成。在这里,世界并不被视为只有一个核心,因为印度是一个小型村庄,遍布的世界,各种各样的王国和信仰在这里来了又走,但没有一个人给出过足以统一的形而上学意义。而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来说,这个世界不是同心的,而是层层叠叠的。对印度人来说,时间不是周期性的,而是虚幻的。事情发生了,然后又发生了更多的事情,最后事情还是老样子,这种思维定势直到今天也没有改变。印度人认为,人们的生活表面上各不相同,但所有人的生活都经历了同样的四个阶段,人们出生、成熟、衰老、死亡,这发生在乞丐身上,也发生在国王身上,无论社会上发生了什么最重要的戏剧时刻是每个人都必须独自面对的,无论是出生、成长还是衰老死亡。在形而上学层面,印度人是平等的。除此之外,在印度,虽然神的数量众多,但是他们并不是某种隐藏的非个人的抽象模式,所有的神都是有着自己的面孔,身体故事的动态力量,他们也存在于许多层面,有些是较高级别神在较低级别的化身,一些神灵直接化身为物质实相,并作为人类存在了一段时间。然而,他们认为最明显显现出来的神却是最虚幻的,越隐藏的神明反而越真实。直到最后在高于所有层次之上的某个地方,神的多样性将溶解成一个单一的、永恒的、没有特征的最高现实。公元前九百年开始,一系列深刻的思想家开始涌现,他们被称为圣人。这些人远离家庭和职业,退隐到森林中去思考深刻的思想。从吠陀大师的叙述中,他们体提炼出后吠陀信仰体系的种子。现在他被称为印度教。在奥义书这首神圣的歌曲中,他们将世界的景象定格为幻象,将现实定格为一个单一无缝的整体。他们唱到,所有的灵魂都渴望上升,但是大多数都不能如愿,因为他们被困在身体里,当身体死亡时,灵魂会遭受轮回,转世,成为新的身体。除了定义世界为虚妄的假象,并发明转世重生一说之外,奥义书还引入了因果报应的概念,作为宇宙的铁律,他认为,每一个行为都会引发相应的反应。如果你做了一些好事,你就会收获一些好东西。如果你伤害了别人,你就会受到伤害,这不一定会发生在同一个时代。业力跟随灵魂转世,决定每一个灵魂在下一个时代是上升还是下降,那些累积了足够多的好业力的灵魂,可以在许多生命的过程中穿过这个分层的宇宙的层层叠叠,最终逃脱生老病死。那无休止的轮回。在奥义书的基础上,两位留下最大名气的思想家进一步给出了自己对世界的解释。耆那教的创始人笩驮摩纳Mahavira宣称,人们可以通过避免性、暴力和财产来摆脱轮回。另一位开创性的思想家释迦摩尼被称为佛陀,意为觉者。他与其说是提供了一种宗教,不如说是一种实用的哲学,可以在这一生中打破无尽的循环。佛陀并没有建议他的追随者放弃这个世界。睡在钉床上,他告诉他们要轻轻的踏入这个世界,实践中庸,并且执行一些冥想的技巧,这种修行可以放松欲望的束缚,便使他们获得涅槃,得到开悟和解脱。像孔子一样,佛陀也不谈论神。当学生们问及超自然的事情时,他回答说,这个问题对于开悟没有帮助的,他把自己比作一个医生,世界正在遭受苦难,而他正在提供药品。无穷多的神明,纷繁复杂的小信仰,对世界之虚妄本质的洞察以及看破生老病死的超脱。总体而言,印度的轴心时代是璀璨的,是极具洞察力的。我们必须承认,他走到了整个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的前端,当世界的其他部分仍在着力于制造一个强力的虚构秩序时,印度先哲一瞬间就跑到了第五层,他们不忘看透了虚构秩序的虚妄,甚至还打算看破现实世界的虚妄。这一点,哪怕是近三千年后的西方哲学家,无论是尼采叔本华还是后现代诸哲,都不过是在给他们做上一连串互不相同的注角。当然,从政治的视角来来看,印度的轴心时代给印度留下了混乱、虚弱和无力的基因,毕竟与世无争,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一个更好被奴役的理由而已。佛陀跟笩駄莫那的最终救赎,事实上对印度人却带来了无穷的难以摆脱的普世大劫。

波斯文明:天堂、末日与二元对立

在印度河流域文明的鼎盛时期,有一群牧民和小农生活在不远的中亚河中地区的草原上,这些部落称他们自己为雅利安人,这在他们的语言中意味着高贵的人。大约四千年前,这群人离开了河中,开始向西部和南部迁徙。那些往南走的人进入了印度河流域,他们吸收了印度和流域文明的遗迹,他们就是前文所说的吠陀人的起源,而那些西迁的人移居到伊朗,也就是波斯,这也是当代雅利安族所认同的发源地。为避免混淆,我们就叫他们波斯人吧。随着吠陀人和波斯人在地理上的分离,他们在文化上也产生了分歧,吠陀人的原始语言在南方变成了梵语,波斯人语言则变成了阿维斯塔语,他们称的赞美诗成了印度的吠陀经和伊朗的阿维斯塔经。再到后来,向南迁徙的吠陀人迁徙到一个自然丰饶的环境中,他们的神灵开始分支成成千上万种截然不同的个性,逐渐转化为了前文说到的印度文明,而在伊朗最初的雅利安信仰却开始日渐极端,直到最后他们形成了两个神,两个极端的派系。每一个神要么属于阿胡拉,要么属于daevas,他们要么是天使,要么是魔鬼。也就是说,当伊朗人看着他们周围的世界时,他们看到的不是多样性,而是极性。他们的世界只存在光明与黑暗,生与死,真与假,善与恶,这个世界没有灰色地带。这种思想特质在今天的伊朗上仍然极为显著。在这个故事里,邪恶的daevas是母神,他们生下了阿胡拉神族,但是后来感受到了自己孩子的威胁,并企图杀死他们。阿布拉神族进行了反击,开始了一场史诗般的斗争,而一切生命的意义就在于这场无休止的斗争之中。这个世界不是某种不流血的,由天道所暗自运行的同心圆,也不是层层叠叠的虚幻与真实。这个世界本质上是戏剧性的,这是一个舞台。在这个舞台上,一部启示录式的戏剧正在上演。在这里,时间既不是周期性的,也不是虚幻的,而是线性的,就像每个故事一样,它也有开头中间和结尾。现在我们就处在故事的中间,但是结局即将到来,是的,末日即将来临,这就是波斯宗教的核心。一位名叫琐罗亚斯德的先知,在这些主题浓缩成了一个思想体系,没有人真正知道琐罗亚斯德什么时候还活着,他可能早于公元前一千两百年或者晚于公元前六百年。传说说他在三十岁之前是个鞋匠,但也许他是个铁匠之类的。后来有一天他收到了一个超自然的召唤,让他去爬一座山,去拜见火神和万物之神。在那里,阿胡拉马兹达要琐罗亚斯德传递了一个信息给人类,他要告诉每一个人阿胡拉的地位远远高于其他所有神,只有他值得崇拜,而任何有良知的人都应该加入他打败daevas。在这场善与恶的宇宙战争中,人类处于攻防线之上,一个人采取的每一个行动都有助于一方或另一方,每一个决定都有重大的利害关系。然而,最重要的是,人类有自由意志,他们可以做出道德选择,而这些选择蕴含着生命的意义。最终,当阿胡拉马兹达赢得最后的胜利时,所有站在他一边的人都会在一个郁郁葱葱的有围墙的花园里永远的死去,就像那些散布在中东世界的花园。一样善的人,终将在这片干旱的土地上被永远珍藏。波斯人对这种花园的称呼是Pairidaeza意思是围墙或公园。当然这个词汇人们更熟悉的英语发音是paradise,即现代英语的天堂。

希伯来文明:被俘虏的缝合怪

希伯来人出现在伟大的尼罗河文明和美索不达米亚和文明之间。他们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们融合了除中国之外的几乎每一种文明的主旨与精神。希伯来人起源于美索不达米亚南部,但是在族长亚伯拉罕的带领下,他们向北迁移到了河流的源头,然后他们向西迁移,到达地中海沿岸,沿着地中海海岸向南迁移。在一个叫做迦南的地方工作了一段时间,最终在埃及停留了一段时间。从历史上看,这可能遵循了一个半游牧民族的迁徙规律。希伯来人一开始是美索布达米亚叙事的参与者,他们有一个叫耶和华的部落神,被视作火神和生育之神,他是他们的守护神,就像摩洛克是巴比伦的神一样,每个希伯来家庭也有除了耶和华之外,自己的神,他们以圣石的形式供奉他们。作为半游牧民族,以色列人没有庙宇,但是他们把自己的神放在一个叫做方舟的便携式容器里。然而,与其他美索布达米亚神明不同的是,他们的耶和华是看不见也摸不到的,他并没有任何物质形态。在民族的困难时期,政治局势迫使他们去埃及寻找工作。他像历史上许多其他贫穷的移民群体一样,他们最终沦为奴隶劳工,他们抵达埃及不到一个世纪,埃赫那吞令人震惊的一神教神权崇拜造成了巨大的动荡,便极有可能深刻塑造了未来的希伯来三教的一神论传统。根据亚伯拉罕部落后裔的故事,在他们逃离埃及的过程中,他们的领袖摩西爬上了一座山,就像琐罗萨斯德所做的那样,为了与他们的神见面,耶和华在那里向摩西展示自己是唯一的神,而摩西则对耶和华说,他想要的不是血祭的回馈,或者像所有那些假身一样的感官享受,他想要的是一套系统、一套信仰系系统,一套对道德和世界的百科全书式的解答。于是,当摩西从山顶回来,他带着一份简洁的规则清单,并把它称为十诫,他似乎得到了答案。在得到这份清单后,摩西似乎拥有了神力,他不知通过什么方式,最终带领着族人回到了黎凡特,并建立了两个坚强的小王国。以色列和犹大国。在犹大的首都耶路撒冷,他们终于建造了自己的圣殿,直到公元前五百八十七年,巴比伦人占领了犹大,移平了耶路撒冷圣殿,把大部分希伯来人拖到了巴比伦。在那里,他们苦苦挣扎了大约五十年。这些卧薪尝胆的岁月被证明是至关重要的。在巴比伦被俘的希伯来人,只有他们的传统技艺和卷轴,因此文自取代了圣殿在他们心中的地位,这造成了一个深远的影响,那就是希伯来人的身份认同,不再需要一个像神殿那样的固定的物理性的标志物,而趋向于一种基于精神承认的更广泛的超脱地域的认同机制,也是从巴比伦被俘之后,犹大人和以色列人才开始被纳入一个新的统一的身份-犹太人。就这样在巴比伦,一座拥有上千座信仰各异的寺庙的城市,这个被俘虏的小部落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完全形成的也是最持久的一神论。他们宣称他们的神不仅是最好的神,而且是唯一的神。他不在寺庙里,他无处不在,他没有物质形态,也不能与任何这样的形态混为一谈。如果你试图创造一个他的形象,那将是最大的亵渎。同时出于他们自己的部落历史,犹太人打造了一个宗教叙事,不仅包括过去的历史事件,还包括当前的。在这个故事里,上帝和亚伯拉罕达成了一个协议,部落将得到自己的土地作为交换,不再崇拜其他神。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与摩西所立的十条律法更新了这个契约。此后,犹太人承认他们有义务遵守契约里所有对人的约束,这代表着上帝将通过先知传达给人类的经文所界定的道德的行为,而那些先知则被称为拉比,成为犹太社区里唯一的法律解释者。这位后来中世纪基督教神权统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最后我们可以看到,犹太人的宗教叙述本质上诞生于这个地区所特有的线性时间关系,并且反映了波斯那些琐罗亚斯德教徒的善恶观与末世愿景。后者在犹太人被俘虏时期在巴比伦盛行。在犹太人的叙述中,世界开始于一个创造的时刻,结束于一个审判的日子,这与波斯教完全一致。在波斯教里有一善一恶,两个神。而在犹太教里,上帝和撒旦也是一善一恶两个超位存在。如果没有撒旦,进入天堂,就食之无味,这是典型的波斯教精神。可以说,犹太人的宗教细节除了上帝是不可名状之存在之外,没有任何一个是完全属于自己的。他们的一神论传统来埃赫那吞,他们的善恶对立观念和线性叙事来自于波斯教,他们关于耶和华的描述符合美索布达米亚的部落神传统。但是这样一个大型缝合的宗教最后却脱生了影响整个世界的最重要的宗教,也就是基督教,只不过那是后面的故事了

希腊文明:现代理性的开端

希腊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庞蒂克草原。他们说着一种独特的印欧语言,他们崇拜的神明类似于伊朗人和早期吠陀人,他们有风神、天神、地神等等。不同的是,在希腊,这些神灵发展成为一个个戏剧中的人物,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在希腊,时间不是线性的,也不是叠加。在希腊人看来,世界和时间更像是无数故事的血选集,他们有大有小,但剧情才是最关键的。而众神虽然强大,也并非无所不能,模糊的巨大的力量,甚至限制了他们的存在。虽然宙斯是众神之王,但这并没有让他摆脱三个神秘的命运女神的掌握,毕竟这些神明甚至没有为自己创造一个天堂,而是住在奥林匹斯山上。是的,对于希腊人来说,神的总部设在人类所居住的世界的某个特定的地方,你可以徒步走到奥林匹斯山脚下,抬头看看他们的住所,甚至希腊的神话传说大量来自于各种虚构的戏剧桥段,而人们也对这些故事虚构性供认不讳,这就导致了一个结果,那就是希腊神明真的非常像人类。简而言之,希腊人倾向于认为神是一个平行存在的种族,虽然他们远远高于人类,在居住在与人类相同的世界,他们和我们有着同样的动机和情感,爱、欲望、嫉妒、贪婪、怜悯他们与我们的不同之处仅在于他们是不朽的,而且更加强大。这些神人在很大程度上陷入了他们彼此之间的戏剧中。但由于他们和我们占据着同一个宇宙,他们总是无情的侵袭着卑贱的人类的生活,尽管他们最终并不在乎我们身上发生了什么,但是他们可能会异想天开的操纵我们人类戏剧。就像孩子们为了自己的娱乐而使用娃娃扮演虚构的故事一样。在希腊,神既不是特别好,也不是特别坏,他们很复杂,就像人一样,他们没有发布任何道德标准供人类遵循,他们真的不怎么在乎道德这件事,一个人可以和一个神建立个人关系,就像一个人和另一个人建立关系一样,但是神的优越性必须不容置疑,崇拜的元素必须永远不能缺失。但这种崇拜来源于其力量和意志的强大。有时候,神明与人类发生性关系,然后诞生出半神,通过培育他们与各种各样的神的关系,人们可以最大限度的增加特定的神与他们交往的机会。神在希腊不是某种宇宙机制或者天道,而是强横却又任性的主体存在。就像人类一样,人们也必须非常小心,不要偏爱一个神,而不是其他神。因为神很容易被冒犯。一神论在这里没有吸引力,恰恰相反,一神论感觉像是亵渎。在希腊世界,我们人类可能会采取措施从这个或那个神里获得帮助。但从根本上来说,我们只能靠自己。就像神一样。国王之所以能够获得权利,并不是因为他们得到了上级的授权,而是因为他们强硬聪明,这些都是他们内在所包含的品质。对希腊人来说,人类最高的美德是卓越,然而卓越是有限制的,因为在希腊的视角里,世界不仅仅是一场戏剧,它的本质是一场悲剧。最高的美德固然是卓越,但最高的罪恶却是过于卓越,以至于认定自己是神明。这既是伊卡洛斯的悲剧,也是现代化以来所有思想家所批判的现代性质傲慢的起源。的确,希腊人处以人类兴衰变性的方式是采取主动权、设定目标并努力实现他们,但他们知道,最终一切都将化为乌有。因为人类不是神,他们无法跨过冥河,人类最终都将崩溃和燃烧。对希腊人来说,敢于奋斗,同时接受命运的不可避免性,这才是人生意义和目标的关键。印度人发展了佛教仪式,旨在让人们体验到永恒和无我,而希腊人发展了仪式化的戏剧,旨在产生情感宣泄,他们不想避免痛苦,而是拥抱痛苦。作为高贵的源泉,使人们能够超越生命这一悲剧。这一观点在罗马帝国崩解后逐渐被人们遗忘,直到那个叫尼采的人重新将他拾起。可悲的是,这种被称为酒神精神的事物,至今都被放置在历史的角落里。换言之,在所有天马行空的设定之下,希腊的叙事其实暗示了一个比神更大的框架,那就是一个不顾神明意志而存在的自然世界。一个本质世俗赞赏人性,却又同时承认人类之渺小的世界观。

可以说,希腊文明才真正奠定后来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根基。而这在我看来,也是西方世界真正值得被尊崇的真正起源。

我们的意义之网

除了独特的艺术和宗教贡献之外,在人类史的舞台上,希腊还贡献了一种新的思想范式,它不像是一种信仰体系,更像是一种系统的思考世界的方法。如果说这两者间有什么不同,那么信仰体系就是用来统合大众的,而后者这种思想方法则是精英们用来独立的思考世界的这种方法论在后世有一个统一的名字,我们管它叫哲学。在那个最著名的哲学家苏格拉底看来,人们只要动动脑筋参与交谈,就可以在不受诸神干预的情况下分辨出什么是好的,什么是真的。这就是理性。可以说以苏格拉底为代表的希腊哲学家们致力于建立了一个思想体系,这个体系将人类置于宇宙的中心,并将人类的生活框定为通过理性和经验来追求善和真理的一套旅程。这也就是现代文明的第一点星光。两千多年后,在希腊体系与希伯来体系的思想深度结合了近千年,他们衍生出了许多令人震惊的辉煌,也带来了许多瞠目结舌的灾难。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一体系的思想家自许为后现代主义者在人性的巨大创伤和崩溃后,在科学揭开了一切宗教和神话的虚构面纱后,他们开始反思这个世界是否真的存在本质,是否真的存在真理,亦或者一切事物,一切理念,无论是道德还是世界,皆是某种社会建构,皆是虚妄的模拟和拟象。这个世界是否根本就不存在真实。从哲学的角度上,我们当然鼓励甚至为这样的思辨感到迷醉,因为它是以上所有信仰体系的最后延伸,是人类智识能力对自我反思所发出的最强音。但是如果我们从人类的视角出发,我们会发现这个世界的大多数人类思想,那现在后世也变为所谓宏大叙事和意识形态的信仰构建,都来自一个最扎实的本质,那就是人类的生存本能与地球形态各异的地区以及热力学第二定律所规范的系统内熵增之间的互动。苏格拉底和他的思想不可能在中央王国得到支持,同样,儒家思想体系也不可能出现在希腊,琐罗亚斯德教在伊朗之外并没有真正培养出一个张无忌,佛陀本质上也不可能在纷繁复杂的美索布达米亚平原达到涅盘。当然,尽管这些元叙事最开始是因为特定环境的土壤而产生分化并形成。一旦一个主要的叙述形式形成,它就可以脱离地理条件而形成自己的命脉。因为它反向过滤和定义了什么,感觉是真实的,什么感觉是虚假的,什么感觉是无关的。在大多数情况下,一种能够与其他信息达成他洽的信息在绝大多数时刻都要强于真实的自洽的信息。分享这种叙事的人们抵制那些破坏他们框架的想法和信息,并且欢迎那些丰富和确认他们的想法和信息。叙事变得越来越说服力,越来越清晰,它成为了一个结构在其中定义一个人生活的意义。当然,大多数或者有意义生活的人并不知道这些元叙事已经成为了一个超脱的机制。只有通过这种机制,一个社会群体才能够延伸自己,定义自己。就像马克思韦伯说的那样,我们都起居于自我编织的意义之网之上。我们都是吐丝的蜘蛛,我们都决定了丝线该往何处牵引。然而,人类史要在这句名言上再多加上一个强烈的注脚,那就是这张意义的蜘蛛网,它并非假设于虚空之中,它附着在形态各异的本质上是各式各样的地理条件和生物本能的需求的树木、墙体、土壤和岩石之上,我们并无法剥离这些质料,从而重塑这张蜘蛛网。如果我们真的要这样做,那么这张网将顷刻间被残酷的自然以及混乱的伤增所粉碎,我们人类也将无处栖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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