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印度学者:“马克思主义与我的印度历史研究”!

发布时间:2021-10-15 发表于话题:古印度距离现在多少年了 点击:62 当前位置:黄埔网 > 综合 > 访印度学者:“马克思主义与我的印度历史研究”! 手机阅读


  拉马钱德拉·古哈(Ramachandra Guha)博士,1958年出生于印度南部城市班加罗尔(Bangalore),被《时代周刊》誉为“印度历史卓越的记录者”。他曾任职于印度加尔各答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任教于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和挪威奥斯陆大学(the University of Oslo)、印度科学理工学院(the Indian Institute of Science)等科研机构和高校。现为印度知名历史学家、专栏作家。

  代表作包括《不平静的森林》(The Unquiet Woods)(牛津大学出版社,1989年),《狩猎文明》(Savaging the Civilized)(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9年),《这片开裂的土地:印度生态史(第一辑、第二辑)》(This Fissured Land: An Ecological History of India)(原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2012年、2014年由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分别引进中文版第一辑、第二辑),《现代亚洲缔造者》(Makers of Modern Asia)(美国贝尔纳普出版社,2014年),《甘地之后的印度》(India After Gandhi)(印度骑士出版社,2007年)等。

  原题:“马克思主义与我的印度历史研究” ——访印度历史学家拉马钱德拉·古哈

  【核心提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印度一直深刻地影响着印度的学者。我相信,随着时代的进步,马克思义理论会在印度历史及社科领域研究中放射出新的光彩。

  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传入印度地区后,得到了广泛传播。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播,在长期的生产实践和革命斗争中,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也愈来愈多地受到人们关注,进而影响到了印度的历史研究。不久前,印度著名历史学家拉马钱德拉·古哈在英国《每日电讯报》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回忆并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在印度历史研究中的发展历程,并引发了印度学界的广泛讨论。近期,本报记者对古哈教授进行了专访,他向记者讲述了印度全国性社会科学研究组织——印度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和印度历史研究理事会等机构的发展状况,并就马克思主义如何影响印度历史研究进行了相关介绍。

  与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次“邂逅”

  《中国社会科学报》: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您从何时发现马克思主义对印度历史研究产生了影响?

  古哈:这可能跟我的学术研究经历有关。1984年,我在加尔各答社会科学研究中心获得了一份学术研究工作。在我刚刚入职一周后,来自金奈的一位朋友发给我一封信,内容是希望印度学者支持“面临困境的斯里兰卡少数民族泰米尔人”,对方希望我们这些印度学者能在一封有关泰米尔民众的请愿书上签字。从南亚地缘政治和历史上看,印度与斯里兰卡之间关系十分密切,无论是印度还是斯里兰卡都受到英国长期的殖民统治。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信奉佛教的僧加罗族约占斯里兰卡全国人口的74%,在政治上居主导地位;而信奉印度教的泰米尔族约占全国人口的18%,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是19世纪中叶英国种植园主从印度南部招来的工人,许多人至今没有斯里兰卡国籍,政治和社会地位相对较低。后来,英殖民主义者在斯里兰卡推行分而治之的策略,两个民族之间结下积怨,并为利益纷争不休。这次请愿活动就是与争取斯里兰卡的少数民族泰米尔族的公平待遇有关。

  当时,我与一位同事探讨该问题时,这位同事说,“抛开是否签字支持该事件,但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应从斯里兰卡的阶级斗争中吸取教训,并将马克思主义应用于我们的历史研究中,检讨我们对斯里兰卡少数民族问题的理解是否存有偏差。”

  这是我的研究工作第一次与马克思主义发生联系,而那也是我第一次与那位同事见面。后来我才知道,这位同事是一名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以下简称“印共(马)”)的成员,当时他还建议我也加入“印共(马)”。在他看来,进入这个研究中心的所有人,都应该信奉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对印度历史研究影响深远

  《中国社会科学报》:随着马克思主义在印度的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对印度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对历史研究的影响尤为突出。那么,您认为都有哪些原因?

  古哈:20世纪80年代,马克思主义者在印度历史研究机构中占据了绝对研究主导地位,有三个主要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由于历史和殖民等原因,印度历史研究曾受到英国历史研究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的“塑造”。伴随着印度马克思主义者的出现,当时的印度知识分子改变了以往对皇权、帝国和战争等传统历史问题的关注,转向了对农民和工人阶级的研究,提出了“从底层向上看”(history from below)的新的历史理论研究方法,可以说这一理论方法的出现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印度历史学家。20世纪50年代起,伴随共产主义运动在印度的兴起,马克思主义也在印度逐渐传播开来,印度便随之出现了一批运用唯物主义史观分析印度历史文化的学者和专家,他们创作了一批具有较高价值的学术著作。

  第二个原因是,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反殖民主义运动在亚洲和非洲很多地方如火如荼地开展,冷战也不断升级,在历史与现实浓烈交织在一起的国际大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突出影响力,深刻地影响了印度历史学的研究。

  第三个原因是,印度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相关机构大量获得来自国家的资助。1969年,当时的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获得了印度共产党的支持,与此同时,一些前印度共产主义者加入了国会,并获得了内阁中的有关职位。执政党开始推崇强烈的左倾经济政策——国有化银行、矿山和石油公司;在外交政策方面,与当时的苏联缔结了“友好条约”。在此背景下,60年代末,印度政府成立了印度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旨在促进对国家社会和经济转型过程中的问题研究。另外,委员会还资助一流的研究机构,比如新德里的“经济增长研究所”、普纳的政治与经济研究学院以及印度南部港市特里凡得琅的发展研究中心。由此,印度的社会科学研究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开始了全面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报》:这些年,在马克思主义影响下,印度历史研究发生了哪些重要变迁?

  古哈:1972年,政府在首都新德里成立了印度历史研究理事会来专门负责历史方面的研究,主要任务是促进和繁荣历史学科的交流和发展,制定研究项目,举办国际学术会议,对国内外学者提供科研基金,出版和编撰历史文献和学术专著。例如,出版《印度历史评论》(季刊)。就连时任印度教育部长努尔·哈桑本人也既是历史学家,又是位马克思主义者。当时,印度历史研究理事会开始由左翼历史学家主导,包括日常研究、旅行调查和翻译事务等,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当时的印度历史研究方向。

  在20世纪80年代,马克思主义者对印度历史研究理事会的影响曾有所削弱,但当阿琼·辛格在1991年担任教育部长后,又有所好转。辛格说服国家赞助“现世的”(secular)和“科学”的历史研究,于是许多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开始频繁地接到他的电话,在部长的支持下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们接受了许多相关研究项目和职务任命,这些因素不约而同地推进了印度历史研究的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报》:目前,印度历史研究理事会的情况如何?马克思主义对此有哪些影响?

  古哈:桑德山·饶(Sudershan Rao)是现任印度历史研究理事会主席。大家对他的评价是,“没有学术研究者和知识分子的自命不凡”。他拥有“和蔼”的个人魅力,虽然一些学者对他颇有微词,认为他并没有发表重要著作,但我认为,饶教授对印度种姓制度颇有研究,且对《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历史有深入解读,这可能是他能最终获任印度历史研究理事会主席的重要原因。

  曾经领跑印度历史研究理事会的人们,他们中的大多数既是马克思主义虔诚的信奉者,又有很强的专业研究能力,而且对马克思理解人类社会的变化和发展相关理论所提供的独特的分析框架十分认同,在印度历史研究理事会中,他们的影响力一直居于主导地位。

  印度历史研究中的“新史学”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的影响下,印度历史研究方法有哪些不同类型?

  古哈: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人类探索知识的一个合理模型。在印度,许多历史学家持续运用唯物主义历史观对文化、社会和自然界的发展过程进行解释,但在现实中,对于印度这个大部分人信奉“神”的国家来说,这样的解释遇到了许多困难。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起,印度史学界相继出现了一批新型的历史学家。他们针对印度历史的特点,不论在史学思想、治学方法还是对众多具体历史问题的看法上,与此前印度的主流史学派及西方研究印度的学者相比,有较多自己的特色。我们称之为“新史学”学者,也被称为“科学派”史学家,或马克思主义史学家。

  印度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一方面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科学发展的事实,总结印度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分析现代印度的社会经济、阶级结构、社会性质,写出了不少意义重大的著作;另外,又对印度几千年丰富的哲学遗产进行大量的发掘、整理和科学解释的工作。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在研究工作中不仅要同印度长期形成的宗教迷信、教派主义、沙文主义、虚无主义作斗争,还要和西方中心论作斗争,他们揭露伪科学,反对修正、歪曲乃至纂改马克思主义真相的工作,可谓任务繁重,十分辛苦。

  在我看来,应该用综合的视角研究印度历史和社会。我能真切地感受到马克思主义在印度史学界的影响,也十分确定在一个复杂的文化知识体系里,要有空间容纳和接受那些持不同信仰的学者进行学术探讨和研究。我认为,人类历史正在快速地向前发展,现在过多地进行短期时效性争执,意义并不太大。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许多西方人眼中,宗教是印度的象征、宗教文化是浸入印度人内心的,在这样一个充满了“神”的国度是很难出现严肃的历史学家的。但现实中我们看到了,印度出现了许多研究十分严谨的历史学家,您能否向中国读者推荐一些印度当代优秀历史学家与我们一同进行深入广泛的交流?

  古哈:的确如此!大家都知道,印度是个宗教文化氛围十分浓郁的国度,许多时候印度对特权、神话有着教条式的信仰,多数人认为印度教徒才是真正的印度居民,穆斯林和基督徒都是外国人,在“狭隘”信仰的影响下,许多国外学者存有偏见,认为印度没有严肃的历史学家。

  然而,事实是相反的,在我看来印度有很多严肃而优秀的历史学家,他们中的很多人能够科学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学术研究工作。作为一名历史学学者,我向中国学者推荐一些我们的印度历史学家:阿里卡·辛格关于古印度研究和考古历史的研究;桑贾伊·苏拉马尼亚姆关于欧洲早期扩张历史的研究;陈坦·辛格关于“莫卧尔王朝”的研究;苏米特·古哈关于印度西部历史的研究;尼若甲·戈帕尔关于印度公民历史的研究;特散卡·罗伊关于殖民政策下经济后果的研究;莫哈什·兰加亚南关于森林和野生动物历史的研究等。这些学者在各自的领域里,都做出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这些人中大多数熟悉马克思的经典著作,并能用自己的方式消化、理解马克思的相关思想。同时,他们没有将自己限制或制约于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传统理解之中,而是寻找到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他们给印度历史研究不断带来新的写作风格和见解,并且影响到印度在人类学、政治学理论和语言学方面的开拓性研究。我个人认为,相比较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学术内容,学者们卓越的工作更多依赖于对本学科的深度研究和微妙论点。我相信中国的学者在与他们的交流中会有许多共同点和新的发现。

  “我的研究离不开马克思主义”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曾因译介到中国的代表作《这片开裂的土地:印度生态史》(第一辑2012年引入中国)为中国学界所熟知,去年,该书的第二辑也与中国读者见面了。有中国学者评价您对前殖民时期印度社会多元文化与多样化生态如何组合在一起给予了新的解释,形成了一种文化生态学分析文本,且将生态学、环境学与历史学融合在了一起,对学界作出了新的贡献。能具体阐述一下这本书的理念吗?

  古哈:《这片开裂的土地:印度生态史》分为三大部分,总共八章内容。在第一部分中,针对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范畴的局限,引入了“资源利用模式”这一概念。抓住人类社会与生物资源的关系,以生态学视角,依次阐述了四种资源利用模式,提出了生态史的一些理论,为后面的研究提供了分析框架。在第二部分中,对前殖民时期印度社会多元文化与多样化生态如何组合进行了解释,这是一种文化分析,亦是一种生态学分析。在第三部分中,主要依据大量原始资料,对由英国引入并在印度独立后继续存在的新的资源利用模式进行了社会学、生态学分析。

  其实,生态史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9世纪英国博物学家查尔斯·达尔文。从达尔文那里,我们知晓,无论是人类还是非人类的历史,都是同一个历史的组成部分,我们不能倾向于仅仅关注人类本身,虽然许多历史学家喜欢这种“狭隘”的关注,但我认为,我们对这个生存的世界的了解,应该还包括环境、生态等众多问题,人类将自己的历史放入一个宏大的文本下,才能更好地了解人类自己的历史。

  对于这一问题,环境史研究的资深学者、美国历史学家J.唐纳德·休斯在比较环境史和旧史学时也做了颇为全面的论述。他曾提到,环境史的基础与那些资源保护主义者和环保运动也是交缠在一起的。因此,我们可以将环境史视为人类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简言之,我们要研究人与自然的历史关系,以此看待并考察不同年代、不同环境下人类的行为和思想,将人类史与环境史联结起来,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

  所以,在这本书中,我分析了水、森林和矿物作为关系到人类生产乃至生存的自然资源,以及在印度环保运动中所发挥的作用。我们研究的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历史,还有人与自然、与环境的历史,人与生态系统应当有机统一起来,一方面是利用,另一方面也要充分尊重我们生存的这个物质世界,只有整个世界的生态进入良好的循环和健康的成长,人类社会才能有更好的发展。

  人与自然、与生态的矛盾,是我探索和研究环境史的聚焦点,这种聚焦自然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相关论点的支持。如今,印度历史研究理事会已经成立43周年,历史研究也在发生着改变,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印度一直深刻地影响着印度的学者。我相信,随着时代的进步,马克思义理论会在印度历史及社科领域研究中放射出新的光彩。

  ◆机构链接◆

  印度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ICSSR):印度共和国国家独立学术机构,于1969年成立于新德里。该机构的基本目标是,致力于促进印度社会科学的研究及其成果的利用,对印度国内社会科学领域研究机构内诸多学科的专项、多项以及交叉学科研究给予支持,其中包括以科研拨款、设立奖学金、开展培训、提供文献服务、建数据档案馆、发行出版物、组织讨论会等方式,支持印度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工作。20世纪80年代,印度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大学拨款委员会、政府机构等作为印度国家智库的重要资金来源,始终支持印度智库独立发展,例如海德拉巴公共企业研究院经费部分便来源于印度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近年来,该理事会在信息化、能源、公民社会、社会科学、企业研究等领域投入大量精力并予以深度关注。

  目前,印度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与国际科研机构合作日益加深。2014年,该理事会与英国经济与社会研究理事会(ESRC)共同成立了欧盟—印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平台(EU-India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Platform),该平台旨在集结12个欧盟研究经费机构和印度重要的经费机构,为双方打造一个战略合作平台,重点关注食品、健康、教育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议题,共同推进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发展。中国学界与印度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交往历史悠久,1982年10月22日,邓小平同志还曾会见时任印度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主席戈帕尔斯瓦米·帕塔萨拉蒂率领的印度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代表团,当时的一些谈话部分被编入《邓小平文选》第3卷。

  印度历史研究理事会(ICHR):成立于1972年,总部位于新德里,在班加罗尔(Bangaluru)和古瓦哈提(Gowahati)设立有地区研究分中心。该机构是一个由理事会基金对科研人员进行支持的研究组织,每年对印度和国外历史学学者划拨奖励资金,并为青年学者提供一定的奖学金和助学金。该机构的资金来源包括印度教育部门、社会来源广泛的捐款以及理事会相关著作的出版收益等。该机构的主要任务是促进和繁荣历史科学的交流和发展,制定研究项目,举办国际学术会议,对国内外学者提供科研基金,出版和编纂历史文献和学术专著,主要出版物有《印度历史评论》(季刊)等。进入21世纪以来,印度历史研究理事会与中国科研机构的交往日益频繁,在加强两国学术交流、人员往来、举办研讨会等方面交流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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