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诞生与快速发展

发布时间:2021-08-19 发表于话题: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 点击:373 当前位置:黄埔网 > 教育 > 大学 >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诞生与快速发展 手机阅读

一、成立暨开学典礼

    1958年9月20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立暨开学典礼在解放军政治学院大礼堂隆重举行。郭沫若作题为《继承抗大的优秀传统前进》的致辞,聂荣臻副总理作题为《把红旗插上科学的高峰》的讲话。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北京大学副校长周培源等代表兄弟院校领导到会祝贺并讲话。聂荣臻副总理在讲话中指出:“在科学技术方面,必须大力培养新生力量,以满足国家建设的需要,创办一所新型的大学是十分必要的。这种大学和研究机构结合在一起,选拔优秀高中毕业生,给以比较严格的科学基本知识和技术操作训练,在三四年级时,让学生到相关研究机构中参加实际工作,迅速掌握业务知识,加快培养进度,以便在一段时期内使祖国最急需的、薄弱的、新兴的科学部分迅速赶上先进国家水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就是在这样的要求下筹办的。经过很短的时间,在郭沫若院长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筹备工作,一个社会主义的新型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诞生了。这将是写在我国教育史和科学史上的一项重大事件。”这段话勾画了党中央创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时的创新思路,也形成了中国科大50年来的办学方针和特色。次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均以《我国教育史和科学史上的一项重大事件》为题在显著位置报道了中国科大的诞生。

    郭沫若在致辞中满怀信心地说:“我们的学校是新建立起来的,前无所承,缺乏经验,这是我们的缺点,但也是我们的优点。毛主席说过:‘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图画。'我们的学校如果可以说是一张白纸,就请把它办成最美的学校吧!”郭沫若还要求师生员工“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大胆创造,在大胆创造的基础上实事求是”,要求学生“不仅要创建校园,而且要创建校风,将来还要创建学派”。正是在求实创新的指导下,中国科大一问世便以其鲜明的特色和崭新的风貌引人瞩目。

二、领导体制

    1958年9月24日,国务院第80次全体会议决定任命郭沫若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1958年10月22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文任命郭沫若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郁文任党委书记。1959年4月15日,学校召开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郭沫若致开幕词,郁文代表党委作工作报告。大会选举郁文、郭沫若、晋曾毅、张新铭、田夫、王卓等15人为党委委员。
    学校在领导体制上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1959年4月,成立校务委员会,郭沫若任主任委员,委员共56人。1961年9月,成立校务常委会,由郭沫若、严济慈、华罗庚、郁文等15人组成。校务常委会每两周召开一次会议,研究教学、科研和行政工作。严济慈、华罗庚于1961年4月担任副校长,分别主管全校教学、科研和负责协调有关系、室工作。两位副校长经常召集有关系、室教师座谈,征求校务工作意见,广开言路,民主治校。

三、新型的办学模式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自创办伊始,就给当时的中国高等教育模式带来一系列新的变革,为我国现代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探索出新的道路,注入新的活力,并在许多方面积累了积极有益的经验。

    1.创新设置的系科专业

    尽快填补国内高校在新兴学科方面的空白,加紧建设一些力量薄弱的专业,是酝酿建校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中国科大在系科专业设置上没有采用原苏联理工分家的模式,实行理工结合、科学与技术结合。当时设立的13个系41个专业,特别是核物理、空间技术、计算机技术、无线电电子学、自动化、化学物理、近代力学及其它相关的系和专业,都处于当前科技发展的最前沿领域。
    1959年,中国科学情报大学并入中国科大,设立科技情报系,1960年该系撤销,学生分别并入物理、化学、生物等系科专业。1964年4月,中国科学院同意将原来的13个系合并成数学系、物理系、近代化学系、近代物理系、近代力学系、无线电电子学系6个系。教育部核定学校设定专业24个,1966年减为23个,学制5年。根据中国科学院的要求,系和专业调整后,专业课程基本不变,教研室继续保留,以便经常和研究所取得密切联系。
    中国科大1963年开始招收研究生,1964年中国科学院京区研究所录取的200名研究生也由中国科大负责基础课教学。地球物理学家赵九章曾致函科学院领导,建议中国科大开办研究生院。科学院对由中国科大在中关村开办研究生院问题也曾提出方案,后因“文革”动乱而搁浅。

    2.独具特色的办学方针

    中国科学院对中国科大实行“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办校方针,在我国高等教育界独树一帜,改变了教育体制和科研体制相互割裂的状况,促进了教学与科研的一体化建设。这不仅开创了我国教育史上的一个先例,而且也在实践中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中国科学院发挥人才、设备等优势,全力支持中国科大办校,所系之间对口合作,大批科学家到校讲课和开展合作研究。建校初期,科学院每年到校授课的科研人员达300人次。马大猷、贝时璋、严济慈、华罗庚、钱学森、吴有训、柳大纲、赵九章、赵忠尧等一批国内最有声望的科学家亲自登台授课,及时把最新科技成就和科研前沿课题传授给学生。他们承担了专业设置、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制定以及讲义编写等一系列工作。这样,既解决了建校初期师资缺乏的困难,也极大的丰富了教学内容,保证了高起点、高水平的教学质量。
    实力雄厚、阵容强大的师资队伍,使得中国科大一诞生就以人才荟萃、群星璀璨而盛极一时。我国第一个获得法国国家物理学博士学位的著名物理学家严济慈亲自登台执教,给8个系500多名学生讲授电磁学和电动力学,每周讲授3次,连续讲授6年。严济慈在礼堂授课时,其他高校的师生也慕名前来听课。著名物理学家赵忠尧将突破重重阻力甚至身陷囹圄而从国外带回的加速器送给学校,并亲自指导学生做实验,为中国科大加速器专业的发展,以及后来承担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大科学工程项目打下基础,也为国家在相关方面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华罗庚、关肇直、吴文俊被称为中国科大数学系“三龙”,陈景润、王元等辅导学生作毕业论文。“三龙”学术观点和授课风格各异,学校兼容不同学派,提倡学术自由,安排华罗庚、关肇直同时给学生上课,不同学术观点联袂登台,在教育科技界一时传为佳话。
    “所系结合”使中国科大在研究工作方面也取得重要成就。如1960年中国科大与科学院计算研究所联合研制成功“107计算机”,这是我国第一台自行设计研制的通用数字计算机,也是我国高校中第一台电子数字计算机。1960年2月,学校召开第一次科学研究工作报告会,钱学森、赵忠尧、侯德封、郭永怀、柳大纲等到会听取师生报告并作总结。华罗庚、施汝为等分别到校主持数学、物理研讨会,与师生一起开展科研活动。1963年9月,为纪念建校五周年出版的《科学论文集》,选入师生论文共80篇。郭沫若在《发刊词》中指出:“科学技术现代化尤其是四个现代化中的关键问题。为国家多多培养人才,多多贡献出科研成果,这是本校建校的根本任务。”

    3. 注重基础课教学,拓宽口径培养人才

    理工分家,过分强调学生专业知识而轻视基础课教学,是1950年代我国高等教育照搬前苏联模式的一大弊端。在学校成立暨开学典礼大会上,郭沫若指出:“希望我校的同学们人人都能成为多面手,我们不仅要掌握尖端,而且要有深厚的基础、广博的知识、丰富多彩的技能。”中国科大建校伊始就十分重视培养学生宽厚扎实的理论基础、熟练的实验技能和创新意识,要求学生在5年内完成7年学业,教学上选用最深、最难的基础课教材,专业课教材一律新编,吸收最新的科技成果。华罗庚副校长亲自担任教材审委会主任,各系成立教材编审小组,做好教材编审工作。学校还在国内大学中率先将外语列入全校基础课,数、理、化、外、电、图从此成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子的理论基石。中国科大在教育界最早强调宽口径培养人才,五年学制中用三年半时间讲授基础课程,高年级学生到科学院相关研究所作科研实践或撰写毕业论文,不仅保证了毕业论文的质量,而且使学生较早受到科学研究的训练,增强了他们毕业后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
    截至1966年,中国科大为国家培养了4710名毕业生,85%分配在科研部门和高等院校工作,绝大部分成为业务和领导骨干。在前三届毕业生中,后来当选为“两院”院士者就有29人,在全国高校同期毕业生中名列第一。
    中国科大以其令人耳目一新的教育模式和高水平、高起点的教学科研工作,在1959年5月中共中央的《关于在高等学校中指定一批重点学校的决定》中,被列入16所全国重点大学之一,排名第四,成为这批重点高校中最年轻的大学。

    4.创建优良校风

    中国科大继承抗大传统,树立优良校风,对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进行了积极探索。郭沫若在学校成立暨开学典礼的致辞中强调,党的教育方针是办校的根本原则,并且用“三纲”作了具体阐述:坚持党的领导;勤工俭学,教学研究和生产劳动相结合;抓尖端科学技术,为国家建设服务。在1959年的开学典礼上,郭沫若以《勤奋学习,红专并进,团结互助》为题作了长篇讲话,希望科大人“勤俭办学,艰苦朴素,红专并进,团结互助”,强调“勤奋学习”、“理实交融”,提倡“寓教于乐”,主张“学校应当有适当的文娱活动和弦歌之声”,以陶冶情操。
    为了使学校能够有声有色地继承抗大优良传统,郭沫若特意请抗大校歌作曲者吕骥为校歌谱曲。郭沫若自己也经常为学生朗诵诗歌、题词,为校刊设计副刊并多次撰文,亲自给学生作报告。一有机会,郭沫若就邀请党和国家领导人、专家和英雄模范到学校作报告。“文革”前,陈毅、聂荣臻、谭震林、罗瑞卿等先后到校作报告和参加毕业典礼。1962年6月26日,陈毅到校作报告时曾风趣地说:“郭老两次邀请我来作报告,不能再推了,只得从命。”
    学校十分关心学生生活。郭沫若校长捐赠稿费2万元作为福利基金,帮助困难学生添置衣被。钱学森教授捐赠1.15万元,改善教学设备并为学生购买学习用品。1960年春节,郭沫若等校系领导与在校学生一起吃午饭,还发给每个学生一元“压岁钱”。校、系领导和科学家在校就餐时,都和学生吃同样的饭菜。郭沫若还用稿费给学校修建游泳池,购买放映机和影片,把自己创作剧本的首演票送给师生。
    在老一辈革命家、科学家的悉心教育和培养下,中国科大“勤奋学习,红专并进,团结互助”的优良校风得以形成,并不断发扬光大,成为学校重要的精神财富和不竭的发展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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