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用百年统一六国,为何很快就灭亡了?主要是秦始皇的四大失误

发布时间:2021-08-04 发表于话题:秦王多少年统一六国 点击:164 当前位置:黄埔网 > 综合 > 中国古代史 > 秦用百年统一六国,为何很快就灭亡了?主要是秦始皇的四大失误 手机阅读

秦的统一,是孝公以来兼并扩张的结果,前后经历了一百多年时间。因此,秦始皇继承先辈大业,对统一有充分的准备,并在实践中获得了极大成功,但如何巩固和建设这样一个空前广阔的国家,他却缺乏思想和政策上的准备。他没有如同《吕氏春秋》那样对未来国家的制度设施作出全盘的设想,而且他刚到五十岁就离开了人间,过早地失去了总结经验教训的机会。这样就使他在秦王朝的巩固和建设方面造成了许多失误,最后导致这个国家的覆亡。

秦始皇决策失误之一,是指导思想没有及时进行调整。

商鞅变法确立了法家思想在秦国的指导地位。法家主张一断于法,有利于打击世卿贵族;法家讲究君主的权势和权术,有利于防止豪臣弄权,加强中央集权;法家提倡法后王,反对因循守旧,有利于因时变革,使国家充满创新的活力,法家要求信赏必罚,有利于国家令行禁止,充分发挥国家的机制;法家奖励耕战,有利于农业经济的发展,鼓励将士在战场上获取功名。无疑,法家思想的指导,对秦国夺得天下是起了重大作用的。

但是,法家思想“严而少恩”,行事过于苛严残酷,又疏于人际关系,因而用以治国的弊病比较多。司马谈说法家“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不是没有道理的。法家思想可以指导秦国打天下,而不能长用治天下,这也是被历史实践证明了的。

秦始皇建立秦王朝后,为统一的成功所陶醉,没有及时认识到打江山和守江山的区别,没有抓住有利时机对治国的指导思想进行必要的调整,却进而将法家思想神圣化,一味地“以吏为师”,对国家政治生活实行高压政策,对人民则进行无穷的压榨。严刑酷法的结果是天下寒心。国家统一后只有几年,时局混乱,以致不可收拾。在内部关系的处理方面,恣意强化皇帝专制,用极端手段压制不同意见,斥逐长子扶苏,焚烧百家著述,坑杀学士,内部矛盾尖锐对立。

正是由于秦取天下后,指导思想没有及时进行调整,对于已经变化了的现实没有作出理论上的新的解释,用以指导治国的法家思想越来越脱离社会的实际,导致了一系列经济、政治、文化乃至军事决策的失误。难怪汉代有人惊呼,秦王饵的迅速崩溃,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失误之二:统治政策的重心没有及时转移。

秦始皇统一全国,从根本上来说,是几百年来经济运动规律的必然结果。经济的发展促成了统一,国家的统一为经济的新发展开辟了道路。全国的统一,也是劳动群众长期为之奋斗的结果。劳动群众进入统一时代之后,迫切的愿望是在和平安定的环境里从事生产和生活。因此,统一战争胜利之后,秦始皇本应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及时地实行统治决策的转移,将统治政策的重心由战争转入到和平建设,调整生产关系,以稳定在新征服六国的统治,以休养生息,恢复和发展经济。只有这样,才能使秦的统一巩固下来。

种种迹象表明,秦始皇对这一点并非全无觉察。他废分封,就是考虑到天下战争不休,也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他“堕坏城郭,决通川防,义去险阻”,以巩固统一的局面。应该说,秦始皇在统一后还是觉察到社会需要“宁息”的。但是,他看重个人的权势,更甚于社会的长治久安。因而他不可能找到社会“宁息”的正确途径,自觉地实行统治政策重心的转移。

相反,他为了满足个人对权势和财富的贪欲,统一战争刚刚完成,就马上进行南北拓边,使人民继续疲于奔命。 同时,又大修宫殿,筑坟墓,还有多次的大巡游,造成了人力、物力的极大浪费,无止境地加重了人民的劳役和赋税,再加上刑罚的严酷,让大批农民丧失了个体经济的地位,而成为国家的刑徒和奴婢。社会始终不得安宁,农民无法正常生产,经济的残破,更加速了社会的动荡。

历史实践证明,秦始皇没有,也不可能把统治政策的重心转移到稳定统一局面,恢复和发展经济上去。而这种政策重心的转移,又是当时形势所需,人心所向,关系到秦帝国统治的成败,秦始皇无视这一基本因素,结果丧失了恢复、发展经济的大好时机,严重削弱了秦帝国的基础。

失误之三:没有安抚六国人心。

秦的统一虽然有着深广的历史基础,但是,这种统一基本上是在十年之内用军事手段来取得的。由于时间短迫,极带强制性,统一的基础并不牢固。能否巩固和发展这种统一局面,既要取决于对六国旧贵族势力的控制,更要赢得六国人民对新的统一帝国的拥护。

东方六国政权林立,扎根甚深,延续数百年之久,贵族人数众多,且势力深厚。秦的统一战争给六国的打击是致命的,各诸侯国的国王无一漏网地被俘获,其余的绝大多数贵族均成为阶下之囚。秦对这些贵族基本采取三个措施,一是杀掉才智杰出的人,二是迁徙流放,如灭赵后,赵国的贵族被迁到葭萌,仅始皇十六年,一次就迁徙豪富十二万户于咸阳。三是将其降为奴仆。至于那些漏网的六国旧贵族,有的隐匿民间,如楚怀王孙心在民间为人牧羊,有的则亡命天涯,如张良、张耳、陈余等。从后来反秦斗争的形势看,六国旧贵族投入反秦行列者虽有一定数量,但真正的显要人物却极少,可见,秦始皇对六国旧贵族的控制虽有疏漏之的地方,但从总体看这种控制还是严格的、有效的。

六国人民是秦帝国的基本居民,耕耘着帝国的大部分土地。一般来说,六国人民对秦统一王朝的建立是支持并寄予希望的,但他们毕竟不同于关中秦国的百姓。他们是“新附”之民,既可以拥护新的统治者,也可以萌生复国的愿望,所谓“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即反映了这种情绪。

在如此情势之下,秦始皇理应采取措施安抚六国人民,以争取和赢得他们对秦王朝的拥护,但事实却与此相反。在现存的历史文献中,我们未能发现秦始皇给东方六国人民优惠政策的蛛丝马迹,倒有种种迹象表明,他对六国的统治政策,比对秦国故地更为苛严,压榨更为残酷。从始皇陵园及墓葬中发现的不少砖瓦,上有印文,记载有修造陵园的刑徒工匠的籍贯,大量的陶文表明,这些刑徒工匠都是从关东各地输送来的。六国人民被赶到边境服役的 “僵尸满野,流血千里”。这说明,秦始皇没有安抚六国人民,迫使他们萌发了叛秦复国的要求。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残余的六国旧贵族乘机面起,秦始皇无法赢得六国人民的拥护,秦的统一大业自然也就无法维持下去。

失误之四:北伐匈奴。

在具体措施上,秦始皇的失误很多,如焚书、坑杀学士,大兴土木,寻仙求不死之药、重用赵高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北伐匈奴。北伐匈奴的失误,主要是在准备不足,主客观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过早地发动了对匈奴的战争。

匈奴是在游牧生活环境中聚集起来的部落,迁徙频繁,难以控制,又善于骑射。在浩瀚的沙漠和草原上,昼夜之间他们能奔袭千里,而秦始皇没有武装并训练出强大的骑兵,面以步战,车战为长的中原之兵去对付匈奴很难奏效。再者,秦始皇在没有实行休养生息、社会经济没得到恢复和发展的情况下,又进行大规模的北伐战争,国家的人力,物力、财力实难支撑,因而不得不将战争的负担转嫁给百姓,其后果可想而知。

就其后果而言,北伐匈奴虽暂时延缓了匈奴的侵扰,但使秦帝国背上了沉重的包袱。秦从匈奴手里收回了河南地,但三十万大军只好“宿兵于无用之地”,进退两难。不仅如此,还得在漫长的北部边境上修筑长城,以此作为抗拒匈奴的屏障。蒙恬所部大概三十万人,筑长城大概四十万人,再加上后勤运输等数十万,北伐匈奴实际动用了一百几十万的壮丁。这些人被征用,不仅在广大范围内影响了社会生产,同时大批兵卒、筑城者、运输夫的死亡,严重摧毁了社会生产力。至于北伐匈奴所消耗的社会财富更不知有多少。总之,由于北伐匈奴,迅速激化了秦朝的社会矛盾和其他矛盾,最终掀起了反秦大起义的狂澜。

贾谊在总结秦亡的教训时指出:一要总结历史经验,并根据当时的情况制定政策和策略,并运用于社会实践之中;二要根据形势的变化,变换统治方法,有步骤有节制地进行社会改革。秦始皇的统治之所以连连失误,最基本的原因在于不能审时度势,从客观实际出发来决定统治的方略和具体的社会政策,而是高踞于封建专制之巅,以自己的意愿为中心,结果脱离了他所依赖的社会意愿,脱离了历史发展的需要,招致了二世而亡的惨重结局。

结语

秦始皇不愧为一代枭雄。在秦的昌盛道路上,他积累了成功的经验,在秦的衰亡过程中。也给后人留下了失败的教训。胜也罢,败也罢,这已经是远离我们的历史了。但历史的发展是一个积累的过程。我们在今天追求美好的未来时,也可以从秦始皇那里得到某些经验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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