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早期欧洲北部族群互动的历史前提

发布时间:2021-06-14 发表于话题:欧洲古典时代 点击:78 当前位置:黄埔网 > 综合 > 中世纪早期欧洲北部族群互动的历史前提 手机阅读

从古典时代伊始,欧洲北部长期以来一直被作为遥远的神秘之地被刻意地忽略。在当时,出于种种原因,它与欧洲地中海地区文明之间的藩篱依然存在。这种因历史的偶然性而必然形成的文化鸿沟直到伊斯兰文明的兴起,古典时代的断裂,北方的崛起时才最终得以缓慢地弥合。

一、 从条顿堡森林战役到法兰克王国的建立

在维京时代以前,斯堪的纳维亚在文化类型上一直游离于欧洲的范畴之外。出现此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当地从来没有经历过“罗马化(Romanization)”的进程。

在公元1世纪早期,罗马帝国的兵锋已抵达欧洲中北部的易北河流域。莱茵河以东,多瑙河以北的地区就是日耳曼尼亚。莱茵河也成为了当时“文明”与“野蛮”,“罗马化”与“非罗马化”在欧洲中北部的分割线。公元9年,三个罗马军团在瓦鲁斯(Publius Varus,公元前46—公元9年)将军的率领下深入日耳曼尼亚,目标是为帝国开拓新的行省,然而帝国此次的扩张行动在条顿堡森林战役(the Battle of Teutoburg Forest,公元9年)后彻底失败了,包括瓦卢斯在内的约30000余名军团将士被日耳曼部落的联军屠戮殆尽,帝国的统治范围不得不一路收缩至莱茵河一线。正因如此,在日耳曼尼亚北部的日德兰半岛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罗马文化对于当地社会的影响可以说是十分有限的。但我们也不能因此认定南北双方完全没有进行过接触与交流。实际上,二者之间一直通过各种渠道保持着联系。在1897年于丹麦洛兰岛的霍比地区的一座铁器时代的男性墓葬中出土了两支银杯,上面雕刻的图案经考证是《伊利亚特》中的故事情节(如图1所示)。这两支银杯作为陪葬品大约于公元1世纪左右随死者一同下葬。它们应该是墓主人生前的心爱之物,但器形与图案均说明这并非是出于本地工匠之手,而是产自罗马的器物。它们可能是墓主人从商人手中购得的,也有可能是对外劫掠的战利品,还有可能是从罗马人那里获得的礼物(在1世纪的罗马军团中已经存在有由日耳曼人组成的辅军。此外,杯底还刻有Silius的字样,这与公元14—21年罗马帝国在美因茨的驻军指挥官西里尤斯的名字相同,他曾奉命去条顿堡森林进行调查,并收敛阵亡将士的遗骸,在这一过程中很可能将银杯作为礼物赠予当地的部落领袖以换取必要的协助)。无论是哪一种可能性,都足以说明南北间在当时并非不存在交流与沟通,只是罗马帝国的影响力没有实质性地在如此之北的地域产生过作用,当地的社会并没有被罗马化,还保留着相对“原生”的特征:由酋长和亲兵组成的军事贵族作为酋邦社会的统治阶层,酋长通过“礼物赠与”的方式维持并扩充自己亲兵的数量规模。同时,酋长以祖先崇拜为基础,通过仪式将自己家族的祖先与创世的神明进行血缘上的联结,证明自己统治地位的神圣合法性。此外,酋长还要管理所辖范围内的贸易活动,率领亲兵对外进行劫掠、收取贡赋,以此获得更多的“礼物”用以壮大自己的实力。

图1 霍比墓葬中出土的雕花银杯(图片源自丹麦国家博物馆网站:https://en.natmus.dk/historical-knowledge/denmark/prehistoric-period-until-1050-ad/the-early-iron-age/the-chieftains-grave-from-hoby/the-silver-cups-from-hoby/)

与罗马帝国“先进”和“文明”相较,此时斯堪的纳维亚显然还处于“落后”和“野蛮”的阶段。但历史的戏谑性便在于,“先进”并非意味着“胜利”,反而是“落后”一方往往成为“先进”一方的掘墓人。476年,被内部纷争消耗殆尽的西罗马帝国在“蛮族大迁徙”(the Migration Period)的冲击下灭亡了。而作为早已定居在帝国境内的日耳曼“蛮族”,法兰克人在余温尚存的帝国废墟上建立起了自己的王国,并逐渐发展壮大,它的兴起为后罗马时代的欧洲历史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然而,此时的欧洲在交通网络层面上还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地中海仍然是连接东西、南北的主要通道,罗马遗留下的地中海交通网络根基并没有发生动摇,贸易往来,思想交流依旧活跃在这座“欧洲的内湖”中。而真正改变欧洲之后的整体生态格局的冲击力是来自于更遥远的沙漠。

二、 从古典时代的断裂到萨克森战争的结束

7世纪初期,来自于北非沙漠中信奉伊斯兰教的贝都因部落突然杀出,对地中海世界形成了一次巨大的冲击,并彻底改变了整个欧洲的格局形态。632年,伊斯兰教的创建者默罕默德(Muhammad,570—632年)在麦地那去世。634年,阿拉伯人穿过约旦,并于635年占领了大马士革以及叙利亚全境。在637年和641年分别占领了耶路撒冷和埃及。在短短的7年时间内,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便从拜占庭帝国手中夺走了她最宝贵的行省。而且,这些从沙漠中冲出的阿拉伯人也在短时间内建立了强大的舰队。711年,他们在横扫北非沿岸后渡过直布罗陀海峡,并在712年占领了整个西班牙地区,并翻越比利牛斯山脉向北继续进军。直到732年的普瓦提埃战役才被法兰克宫相查理·马特(Charles Martel,约688—741年)挡住了前进的势头,随后退回比利牛斯山脉以南。但同时,阿拉伯人已经将势力扩展到了西西里岛和南部意大利,地中海北岸也时常遭到劫掠。由于法兰克没有强大的舰队,因此地中海西部此时已基本变为“阿拉伯海”,曾活跃期中的交通往来不复存在,只有拜占庭帝国凭借着强大的海上力量保障着地中海东部交通网络的畅通。如著名史学家亨利·皮朗(Henri Pirenne,1862—1935年)所言,

导致古典时代传统发生断裂的原因是人们所不曾预料的伊斯兰教迅猛扩展。这种扩展的后果就是致使东方最终地与西方分裂,以及地中海统一性的终结……处于被封锁境地之中的西方,被迫凭藉自己的资源而生存。生活轴心,历史上第一次,由地中海地区向北方地区转移。而这一转变过程的后果就是墨洛温王朝的衰落,从而导致了加洛林王朝的诞生……罗马教皇本人通这个新的王朝进行联盟,而与拜占庭帝国皇帝断绝了联系……由罗马教会和封建体制所统治的欧洲,确立起一种全新的基本面貌……[1]

在这种“全新的基本面貌”中有两点对于之后欧洲北部的族群互动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第一,法兰克人在政治制度方面接受了基督教化的“君权神授”(Divine right of kings)原则。751年,身为法兰克宫相的丕平(Pepin III,714—768年)在经美因茨大主教卜尼法斯(Boniface,约675—754年)的加冕成为了法兰克王国的统治者。作为回报,丕平领兵讨伐威胁教会安全的伦巴德人(the Lombards),将夺取的土地赠予教会,使教会的处境转危为安。这种世俗统治者与教会进行的利益交换确认了“君权神授”的原则。国王的权力源于上帝的恩赐,国王的统治合法性必须得到以教皇为首的教会承认。这一原则在日后发展成为了欧洲中世纪封建王国的基本政治特征之一;

第二,在对外政策方面创造了“具有宗教属性的战争”模式。从772年开始,法兰克国王查理曼对王国东北部的萨克森人与弗里西亚人展开了血腥的武力征服行动,强迫他们皈依基督教,摧毁他们此前的圣地,并于782年在费尔登屠杀了约4500名萨克森俘虏。这在当时的欧洲催生出了一种新型的战争模式,即统治者以传播、维护宗教之名对外发动的,目的却是扩张自己统治范围的战争,即“用剑让他们臣服,同时也屈服在基督脚下”。[2]

查理曼对萨克森人的征服,其影响力并不仅仅局限在帝国境内,受到战争余波直接影响的对象便是北部的斯堪的纳维亚地区。虽然在8世纪的欧洲不存在如今日“信息爆炸”式的传播速率,但仍会有大量的信息通过逃亡的难民、走南闯北的商人、往返于各方的信使等人群继续向北传播,并最先传入日德兰半岛的居民耳中。在此,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一位8世纪的日耳曼部落酋长,在当时正率领族人居住在日德兰半岛,崇拜着祖先与诸神。虽然部落间的相互征伐不断,但这种小规模的劫掠式冲突所造成的损失远远没有达到“亡族灭种”的程度。然而在某日他突然望见南方的萨克森尼(Saxony)火光冲天,狼烟四起,规模之大远超此前。这时他还可能认为这又是一次部落间的冲突,但在数日之后,惊慌失措的萨克森难民扶老携幼,接踵而来。在经过他的部落村庄时,众人从他们的口中获知了萨克森部落的悲惨遭遇(作为受害者,他们很可能对残酷的事实进行了无意识的夸大),此后他在与游商的交谈中对听闻的信息进行了印证,与此同时,信使也从南方带来了令人不安的消息,部落中开始不断涌现出可怕的传言。此时此刻,“恐惧”极有可能是绝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而且,这位酋长一定会担心法兰克人的下一个目标会不会是自己的部落,因为自己的族人和萨克森人一样,并不信奉法兰克人的基督,如果他们挥师北上,自己的部落注定会步萨克森人的后尘;其次,众人会在恐惧心理的作用下将信息通过所处的社会关系网络无意识地继续向外扩散。例如,部落的酋长会彼此进行交流协商应对之策,远途的商人会带着信息顺着往来的贸易网络将可怖的消息向周边传播。在这一过程中,这些令众人毛骨悚然的消息(经常会裹挟着谣言)会通过其他部落的社会关系网继续扩散,进而传至海峡对岸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另外,不断发展的现实情况也会加深人们的恐惧感。当萨克森人被完全征服后,法兰克帝国的疆界直抵日德兰半岛。日德兰半岛的居民只需登高远望便能看到从法兰克军队营寨升起的袅袅炊烟,那么在他们看来,发生在萨克森人身上的惨剧似乎马上就要降临在自己的头上。于是,心中的恐惧感将通过“网络”继续被传播给下一阶梯的信息接收者,如此反复,在对危机的认知逐渐从模糊到强烈的过程中形成了一条信息传递链(如图2所示),使恐惧的气息在整个北方弥漫开来,从而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图2 阶梯式的信息传导(图片源自作者原创)

综上所述,在“人类之网”中,由突发事件或重大变故所生成的信息都会通过各种不同的渠道向外进行传播,并在各个人类群体的节点上造成阶梯式的影响,从而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条顿堡森林战役在罗马帝国内部搅起了一阵波动,帝国在东北边陲的精锐仅一战便损失殆尽,元气大伤。虽然此役没能阻止帝国向北扩张的野心,但随之而来的恐惧与耻辱使帝国对莱茵河以东的地区心存忌惮。而正是罗马人在条顿堡森林一战的失败才使得斯堪的纳维亚原有的社会生态模式能够得到有效地保存,这其中便包括兼具经济生产与政治建设双重意义的对外劫掠活动。7世纪中期,伊斯兰文明开始在地中海地区扩张,阻断了地中海西部的东西往来,迫使法兰克王国的中心向北转移。北方的政治经济开始得到发展。8世纪末,加洛林王朝开始了对外征服的进程,斯堪的纳维亚也开始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机遇。

亨利·皮朗:《默罕默德和查理曼》,王晋新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301至302页。 ↑ Rimbert: Life of Anskar, the Apostle of the North, 801—865, translated by Charles H.Robinson, Chapter XI. http://www.fordham.edu/halsall/basis/anskar.html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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