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世纪文艺复兴”概念发展史: 从让-雅克·安培到查尔斯·哈斯金斯

发布时间:2021-06-14 发表于话题:欧洲历史发展的主线 点击:63 当前位置:黄埔网 > 文化 > “12世纪文艺复兴”概念发展史: 从让-雅克·安培到查尔斯·哈斯金斯 手机阅读

原标题:“12世纪文艺复兴”概念发展史: 从让-雅克·安培到查尔斯·哈斯金斯

·学术史·

12世纪文艺复兴”概念发展史:

从让-雅克·安培到查尔斯·哈斯金斯

李腾

内容提要受民族主义和浪漫主义影响,法国学者让-雅克·安托万·安培在19世纪40年代最早提出了“12世纪文艺复兴”的概念。在雅各布·布克哈特对意大利文艺复兴研究的刺激下,埃米尔·格巴尔将这一概念进一步深化,并建立了相对完整的概念体系。19世纪末,英国学者哈斯廷斯·拉什道尔采取实证研究路径,以中世纪大学为切入点丰富了“12世纪文艺复兴”的内涵。到20世纪初期,学界已广泛接受了“12世纪文艺复兴”的概念。美国学界承袭并发展了欧洲学界关于“12世纪文艺复兴”的阐述,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则最终使其完全成型。对这一学说发展史的考察,不仅能反映19世纪中后期民族主义、浪漫主义等思潮与学术研究的纠葛,也能呈现中世纪研究在西欧和美国的早期专业化、系统化的进程。

关键词 12世纪文艺复兴 中世纪史研究 民族主义 文艺复兴 浪漫主义

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在1927年出版的《12世纪文艺复兴》被学界公认为跨时代的经典著作,“12世纪文艺复兴”这个概念也常被视为哈斯金斯的开拓性贡献。如华莱士·弗格森所言,这部书成为此后几代中世纪研究者的案头书。直到该书出版90年后的今天,“12世纪文艺复兴”研究依旧充满活力。

一般学者多认为,哈斯金斯这部作品的出现使学术界最终普遍接受了“12世纪文艺复兴”的概念。比如,英国伯明翰大学的罗伯特·斯旺森教授说道:“虽然‘12世纪文艺复兴’早在19世纪40年代就由法国学者提出,但这一概念是随着1927年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12世纪文艺复兴》的出版,才在英语学界获得一致认同。”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加布里埃尔·斯皮格尔教授也谈道:“哈斯金斯通过《12世纪文艺复兴》所论证的中世纪之现代性,开启了‘中世纪学者的反抗’(The Revolt of the Medievalists)。”随着国内中世纪史学研究的深入,哈斯金斯对“12世纪文艺复兴”的解读业已为国内学界认知。

事实上,哈斯金斯的作品并非横空出世,而是承袭了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学界对12世纪(广义上来说,其时间跨度从11世纪后期到13世纪早期)文化发展现象的深刻反思。虽然哈斯金斯的阐释获得了最为广泛的传播,他却并非“12世纪文艺复兴”概念的首创者,“12世纪文艺复兴”的核心特征在此前就已经有了超过半个世纪的讨论。因此,哈斯金斯实际上是19世纪以来西方学界对中世纪盛期文明进行重新诠释的集大成者。

可惜的是,国内外学界对于这一概念的发展史关注甚少。据笔者所见,仅有美国学者阿利克斯·诺维科夫曾专门撰文简要回溯了哈斯金斯之前一些学者对“12世纪文艺复兴”概念的使用,却未能对“12世纪文艺复兴”研究范式在这一时期的转化演变进行深入阐述。笔者认为,19世纪中期以来对“12世纪文艺复兴”的探讨,一方面要捍卫中世纪历史的地位,尤其是在同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比较中呈现中世纪盛期文化的独特价值;另一方面也要以此来体现对欧洲整体历史发展的系统性反思。虽然学术研究和时代思潮经过了诸多风云变幻,一百多年前学者们所建立的范式依然活跃在当下的中世纪史研究中。在中世纪史研究越来越倾向于“碎片化”的今天,这项学说史考察可以帮助我们以对“12世纪文艺复兴”的解读为主线,更清晰地把握中世纪盛期研究的范式建构过程,并开拓当下学术发展的方向。

有鉴于此,本文将首先回溯在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潮影响下,法国学者对“12世纪文艺复兴”概念的阐发。其次聚焦于哈斯廷斯·拉什道尔为代表的实证研究,辨析“12世纪文艺复兴”概念的扩展和充实。最后论述美国学界在20世纪初期对“12世纪文艺复兴”概念的继承、质疑和拓展,沿学术史发展脉络重新审视哈斯金斯的贡献。文中错谬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教正指导。

一、 民族主义、浪漫主义与“12世纪文艺复兴”概念萌发

尽管早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著名的艺术史家瓦萨里就提出了“复兴”(rinascita)的概念,但后来为西方学术界所普遍接受的“文艺复兴”(Renaissance)概念则是法国浪漫主义者们最早提出并加以运用的。浪漫主义作为对18世纪理性主义的反动,其突出特点就是强调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继承性,强调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强调历史学家个人的直觉和情感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在对待中世纪的态度上,理性主义者将之看作一个迷信和虚幻的“黑暗时代”,浪漫主义者则怀着一种思古之幽情和对中世纪田园生活的美好向往,把中世纪视为一个具有独特吸引力的时代。正是浪漫主义的观念使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中世纪历史,并结合当时的民族主义思潮逐渐发展出对启蒙理性主义中世纪史观的批判和反思。

就目前可知的材料,最早比较系统阐述“12世纪文艺复兴”概念的是法国文学史家让-雅克·安托万·安培(1800—1864年)。他在1839—1840年出版的三卷本《12世纪之前的法国文学史》中使用“文艺复兴”一词来描述欧洲文明史上出现的三次文化大发展。

我认为共有三次复兴:第一次复兴是在查理大帝时;第二次是在11世纪末的复兴,它开启了中世纪;最后一次才是15世纪和16世纪的伟大文艺复兴……在11世纪末的法国出现的知识运动,呈现出一种真正复兴的所有特征:古代的知识更加广为流传,由此,思想有了伟大的活力,艺术也获得了新的驱动力。

安培在欧洲历史上的三次文艺复兴与法语发展之间建立了明确联系,体现了强烈的民族主义历史观念。他认为,法语方言最早在查理大帝时的第一次(加洛林)文艺复兴期间出现,在11—12世纪的第二次(12世纪)文艺复兴中逐渐形成完备的书写系统,而在15—16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终形成了现代法语。安培通过将法国文化与欧洲历史的进程并立,突出了法国在欧洲中世纪文化发展中的枢纽地位。19世纪中后期,许多欧洲学者(尤其是法国学者)都采取类似观点,将欧洲文明史整体纳入三次复兴的框架之中,借助描绘欧洲文化在历史上的延续性,打通中世纪早期直到欧洲现代文明的道路。

19世纪中后期的学者们之所以更加强调12世纪文艺复兴,就在于雅各布·布克哈特及之后的许多学者过分夸大了意大利文艺复兴和古典文化传统的联系,而粗暴地切断了二者与中世纪的关系。在“12世纪文艺复兴”概念的早期建构中,经院哲学的嬗变是关键所在。作为这一派的代表人物,埃米尔·格巴尔(1839—1908年)在1879年发表了《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起源》,指出12—13世纪的法国是整个欧洲的中心,“人文主义从我们并通过我们传播:文艺复兴似乎开始了”。虽然这次文艺复兴持续时间不长,但巴黎产生的经院哲学和以阿西西的方济各为代表的新基督教精神汇流,最终催生了新的时代思潮,这就使意大利文艺复兴中的人文主义、个性解放与中世纪精神呈现为前后相继而非断裂的关系。沿袭这一思路,格巴尔在1885年以“意大利文艺复兴和历史哲学”为题发表了对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法译本的书评,从更宏观的高度阐述了他对两次文艺复兴关系的看法。他认为,布克哈特笔下意大利文艺复兴的重要特征,如“个人灵魂的觉醒,个人价值的发现”等都可以追溯到法国的12世纪文艺复兴。

在格巴尔看来,经院哲学的出现是12世纪文艺复兴的核心特征,也是现代精神对权威的第一次反抗。为了阐述经院哲学与12世纪文艺复兴的关系,他建立了一个宏大的历史框架,以查理大帝之后的德国、法国、意大利分别代表帝国、学术和教会三种权威,这三者之间的融合、博弈促进了欧洲文明的进展。经院哲学最初是追求自由的尝试,以批判精神同权威对抗,却最终因方法论的滥用而导致原初精神的丧失。但无论如何,格巴尔认为经院哲学对历史发展的影响比帝国、封建制度乃至市镇公社都更为持久。与此同时,经院哲学从抗拒权威的武器变成思想禁锢的工具,则象征着“12世纪文艺复兴”的由盛转衰。与经院哲学的紧密关系就成为12世纪文艺复兴有别于15世纪文艺复兴的关键所在,而这一范式也在后来的研究中得到了更为充分的阐发。

由此可见,“12世纪文艺复兴”概念最早出现在法国学术界,受到了民族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双重影响,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布克哈特所论之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反动”。他们特别强调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法国根基,并以经院哲学为核心论述两次文艺复兴的异同及关联,体现了民族主义情绪与“为中世纪污名化辩护”双重动机的相互结合。时至今日,以法国为12世纪文艺复兴中心的观点仍然很有影响,体现了这一研究范式的鲜活生命力。

二、 实证史学与“12世纪文艺复兴”第一次研究高潮

随着实证研究史学的兴起,单纯从精神纬度和宏观角度来论证“12世纪文艺复兴”越发缺乏说服力。如果说浪漫主义学者从民族语言和经院哲学为代表的精神领域着眼提出了“12世纪文艺复兴”的概念,那么实证研究史学则以大学这一中世纪欧洲的创新制度为核心,以扎实的研究更为系统地阐述了“12世纪文艺复兴”的内涵及其发展过程。

在法国学者“12世纪文艺复兴”概念的启发下,英国学者哈斯廷斯·拉什道尔(1858—1924年)率先将中世纪大学作为深化这一概念的突破口。他极具启发性的研究不仅使“12世纪文艺复兴”概念更具合法性,更推动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学界对这一概念的广泛讨论和接受。

拉什道尔通过对中世纪教育发展的考察,拓宽了“12世纪文艺复兴”的时间界限。在他看来,从社会结构、知识扩展和宗教状况上来说,11—12世纪可以视为欧洲文明的分水岭。随着教育在11世纪的发展,12世纪形成的“知识文艺复兴”通过复兴人类精神,成为欧洲文明史上堪与宗教改革甚或法国大革命相提并论的重要事件。这一分析模式延伸了“12世纪文艺复兴”的时间上限,也成为我们今天探讨“长12世纪”的滥觞。

在拉什道尔构建的历史图景中,中世纪的大学与12世纪文艺复兴存在一种共生关系,大学的建立也标志着中世纪拉丁西方文化进入鼎盛期。他特别强调,大学对欧洲知识发展的作用是其他任何形式的学校都无法比拟的,“完整的中世纪大学史事实上就是一部中世纪思想的历史”。11世纪以来的主教座堂学校为大学的出现奠定了基础,而在12世纪后期法国和意大利几乎同时建立的两所大学也成为“12世纪文艺复兴”的标志性产物。

两所原初大学在同一时间兴起——亦即12世纪的最后30年间。它们从人类文化那场伟大的深化和拓宽中的不同方面涌现出来,我们称这场运动为12世纪文艺复兴。这场文艺复兴最为显著地体现在起源于博洛尼亚的罗马法研究的复兴;而在法国,则迸现为辩证法和神学思考的形式。

拉什道尔试图证明,中世纪早期那种充满恐慌的神学悲观主义在12世纪逐渐被一种更为热情、富于希望的宗教热忱所取代。他甚至多次用“欧洲的新生”(the new birth of Europe)、“欧洲思想的觉醒”(the re-awakening of the European mind)、“秩序与文明对混乱与野蛮的胜利”(the triumph of order and civilization over disorder and barbarism)等语句来描述这个时代的根本性变化。

为使这一概念更为明确,拉什道尔选取了彼得·阿伯拉尔作为12世纪文艺复兴的标志性人物,《中世纪欧洲的大学》的第二章标题就直接写为“阿伯拉尔与12世纪文艺复兴”(Abelard and the Renaissance of the Twelfth Century)。虽然中世纪大学并未在阿伯拉尔时代出现,但他所引领的知识革命最终促成了大学的诞生,他的研究方法和教学模式也成为中世纪大学教学的范本。与此前法国学者对“灵性精神”的关注不同,拉什道尔着重从外部制度发展的角度论述阿伯拉尔与大学的关系。在他看来,坎特伯雷的安瑟伦(Anselm of Canterbury)那一代修道院教育家之后,修道院学校逐渐不再对非修道士开放,主教座堂学校在这一时期的教育作用得到了极大提升。阿伯拉尔曾任教的巴黎主教座堂学校,最终发展成为欧洲北部最早且最大的大学。虽然阿伯拉尔并非巴黎大学建校的直接参与者,但作为整个大学运动的先驱,它标志着一个崭新知识时代的到来。就复兴古典文化而言,阿伯拉尔也是当之无愧的古典文化仰慕者和百科全书式学者。他不仅熟悉维吉尔、奥维德、塞内卡以及西塞罗的部分作品,甚至还征引过古典时代的法律条文,其广博而多样的知识结构反映了12世纪澎湃的文化潮流。如拉什道尔所言:

在阿伯拉尔的直接继承者中,没有一个人能像他那样将同等多样的天赋和同样极富感召力的言行结合在一起;法国学校的历史上再没有过这样一个时代,有如此众多的著名教师同时授课,当然也没有任何一个时代拥有像中世纪中期那样广泛的教授领域。

在盛赞12世纪对古典文化复兴的热情和思想博大精深的同时,拉什道尔也发展了埃米尔·格巴尔关于经院哲学僵化导致“12世纪文艺复兴”走向衰落的观点,但他特别注重从语法修辞和辩证法在大学教育中的相对关系来诠释12世纪文艺复兴运动衰落的原因,从而使原先抽象的解释有了坚实的根基。拉什道尔敏锐地观察到,随着亚里士多德哲学思想的引入,辩证法地位日益提升并广泛运用于神学和哲学阐释,使传统上更接近古典文化的语法和修辞迅即衰落。到13—14世纪,12世纪那种富含“饱满的精神、原创性以及顽强”的拉丁文创作,都被碾压在“半权威文献的粗野翻译的重负之下”,对逻辑学和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热情浇灭了以人文主义为核心的12世纪文艺复兴。也正由于12世纪在古典文化复兴上的成就未能有效传承下去,才为古典文化和人文主义在15世纪的意大利再次勃发创造了条件。因此拉什道尔认为,意大利文艺复兴与12世纪文艺复兴相比“虽然更为灿烂,但并不更为真实”。

可以看到,“12世纪文艺复兴”在拉什道尔笔下已经成为一个完备的历史学概念。除此之外,他还强调西欧政治制度的理性化和民族国家的形成都始于12世纪,并特别提醒学者们注意大翻译运动和科学研究所带来的巨大思想转变。更为重要的是,他所开拓的新思路引发了学界的广泛呼应,极大地推动了“12世纪文艺复兴”概念及其解释框架的发展,催生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第一个“12世纪文艺复兴”研究热潮。

首先,法国著名中世纪史学家夏尔-维克多·朗格诺瓦(1863—1929年)延续了拉什道尔对12世纪和15世纪两次文艺复兴的对比评价,认为前者因为持续时间较短而没有受到后者那样高的重视程度,甚至可称为一场“流产的文艺复兴”。但他仍强调,在恢复古典文化与科学研究方面,前者与后者相比毫不逊色。在1901年出版的《法国史》中,朗格诺瓦更为详尽地阐述了他的12世纪文艺复兴“夭折论”。他认为,13世纪知识活动中的两个主要特征就是人文主义的衰退和科学精神的发展。随着亚里士多德作品及阿拉伯注疏的传入,13世纪的学者们以一种全新的方法处理全新的问题,导致12世纪的逻辑学家们可能完全听不懂13世纪哲学家们所使用的佶屈聱牙的术语。这一观点恰恰是拉什道尔语法、修辞衰落而辩证法兴起模式的翻版,朗格诺瓦的解释对美国学界也产生了直接影响。

其次,拉什道尔对大学的关注也使学者进一步追溯这一教育制度的雏形,即主教座堂学校的作用。法国学者加布里埃尔·罗伯特(1879—1952年)认为,11世纪末到12世纪上半叶法兰西在教育模式上发生的重大变革产生了波及全欧的深远影响。他将这一运动称为“法兰西文艺复兴”(la Renaissance française),而巴黎的众多学校则成为“12世纪文艺复兴”的策源地。同时,他也对12世纪文艺复兴的迅疾衰落提出了新的解释,认为12世纪后期出现的三种新趋向的合力最终使曾在12世纪上半叶大放异彩的修辞和语法研究迅速衰落,这三种新趋向包括最博学的人都被亚里士多德主义和辩证法所吸引、学问为教士提供了进阶的便利条件以及托钵修会对异端思想的抵制。因此,罗伯特在继承拉什道尔和朗格诺瓦观点的基础上,又最先指出托钵修会应对这场运动的衰落负责。英国学者克莱门特·韦伯(1865—1954年)在该书出版次年的书评中首次对“12世纪文艺复兴”这一术语的适用性提出质疑。韦伯认为,这次知识复兴运动主要发生在法国北部的主教座堂学校,对传统的修道院学校几乎没有影响,且范围局限在知识水平较高的教士阶层当中,对贵族都影响甚微,更不用说一般城市平民了。因此,他对这场文化运动是否可以称为“12世纪文艺复兴”持谨慎的否定态度。

最后,政治理性化和民族国家在12世纪的兴起也受到了学者关注。现代民族国家起源研究的先驱者之一,英国中世纪史学者查尔斯·罗伯特·莱斯利·弗莱彻(1857—1934年)就直接受到了拉什道尔的启发。他盛赞拉什道尔对“12世纪文艺复兴”的开创之功,认为其提供了关于“这个时代知识所引发的一场真正文艺复兴”的“最为清晰的表达”,并进而指出这种“反抗精神”甚至体现出16世纪宗教改革的特质。在“12世纪文艺复兴”的概念建构上,弗莱切也从民族国家历史演变的角度对之加以扩充。他认为法国、英格兰和西班牙诸王国在12世纪末已经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s),而德国和意大利还只是民族(nationalities),而民族向民族国家的变迁也促成了两次文艺复兴中心的地理转移。与加布里埃尔·罗伯特类似,弗莱切也特别强调教会在13世纪文化衰退上的消极影响。他认为,法国南部和意大利北部地区的自由思想在12世纪迅速演化成异端思想时,“第一次文艺复兴已经在各地开始了”。随着这场文艺复兴的开始以及对法律与哲学的研究,十字军东征和其他许多教会事务受到质疑,从而形成了对教会权威的直接挑战。但是,跨越国界的托钵修会作为教会控制大学和思想的工具,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民族国家处理内部事务的权力。他从教会思想控制的角度进行分析,将托钵僧所建立的经院哲学体系视为教会权威对自由思想的再次绞杀,直到14世纪托钵修会力量耗尽之时,15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才再次成为可能。在弗莱切的作品中随处可见19世纪英国独特的反教权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

在这一时期,德国学界对“12世纪文艺复兴”概念的冷淡态度与英法学界的浓厚兴趣相映成趣,这种状况甚至一直持续至今。这一现象与德意志地区在12世纪的文化弱势地位,19世纪史学研究中的民族主义倾向以及当时德国学界的史学研究主流路径都紧密相关。19世纪后期的德国史学界以兰克为圭臬,“科学的客观性”(wissenschaftliche Objektivität)才是最崇高的词汇,中世纪研究多集中在神圣罗马帝国和德意志诸邦国的政治、外交史领域。兰克的门人当中,只有沃尔特·格茨(1867—1958年)的中世纪研究具有鲜明的文化史旨趣。他曾从宗教虔诚性的角度探讨中世纪晚期文明的发展,认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是承袭这一思潮渐进发展而来的,却在行文中刻意避免提及一场席卷整个西欧的文化运动,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对布克哈特式文艺复兴的保留态度。

最为明显的是,这一时期几乎没有德国学者使用“12世纪文艺复兴”(Die Renaissance des 12. Jahrhunderts)或类似词汇。就笔者所见,只有伯恩哈德·格罗厄(1885—1969年)在《12世纪文艺复兴运动中的德国历史学家》里大量使用了“12世纪文艺复兴”的表述。由于格罗厄主要讨论的是法国教育对德国12世纪历史书写者的影响,因此更多受到了法国学界研究范式和术语习惯的影响。而且,格罗厄大量使用“12世纪文艺复兴”的做法也受到了匿名书评者的质疑。书评者反问道,难道必须将每一次文化运动都称为“文艺复兴”才能够对之加以理解吗?这个名词是否能够被如此广泛地运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或许正因为德语学界最为彻底地接受了布克哈特关于“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论述,因此对“12世纪文艺复兴”缺乏英法学界的热情。

三、 承袭与拓展:美国学界与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

相对于欧洲学界,美国中世纪研究起步较晚,且在早期深受法国浪漫主义史学和德国兰克学派的影响。弗格森曾指出,20世纪上半叶几乎所有中世纪学者都是修正主义者,试图推翻对中世纪司空见惯的偏见。但与欧洲国家相比,美国在中世纪史研究中的民族主义和宗教教派情绪并不强烈。美国学界对“12世纪文艺复兴”概念的接续、反思和拓展,既承袭了欧洲学者的主要观点,也有自身的独特思考。这个过程本身也体现了美国中世纪史学界走向专业化、迈向职业主义的历程,同时也展现了美国学界看待欧洲中世纪盛期文明的不同视角。

20世纪初的美国学界通过与欧洲学界的交流,已经广泛接受了“12世纪文艺复兴”这个概念。早在1904年,威斯康星大学的德纳·卡尔顿·门罗(1866—1933年)和乔治·克拉克·塞勒里(1872—1962年)就合编了一部《中世纪文明:欧洲学者选集》,其中收录的多篇论文都出自本文前述欧洲学者之手。因此,美国对“12世纪文艺复兴”的认识从根本上承袭自欧洲学界,但也有自身的创新。在1906年的美国历史学会年会上,德纳·门罗做了题为“12世纪文艺复兴”的主旨演讲。他指出,“文艺复兴”通常被理解为古典艺术和文学的复兴,但这种狭隘的解释容易使“12世纪文艺复兴”概念具有误导性,即只有古代经典文化的再现才能被称为“文艺复兴”。但是,如果将“文艺复兴”广义地理解为其本意“新生命”的话,12世纪的文化运动就可以毋庸置疑地被称为“文艺复兴”了。为此,门罗归纳了12世纪文艺复兴的三个开拓性发展:其一是独立精神的发展,亦即随着教士和贵族影响力的下降,城市居民开始产生自我意识,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兴盛和异端的出现都表明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顺服,甚至敢于公开质疑权威,“不敬”(Irreverence)成为这个时代的精神标志。其二是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像沙特尔这样以古典文献研究著称的地方都有若干享有盛名的几何学家和地理学家,体现了科学精神的迅猛发展。其三是急于将所学一切投入使用的渴望。与此前学者对托钵修会的消极态度截然相反,门罗认为12世纪末期所涌现的托钵修会恰恰最生动地体现了这种热切的实践精神,并因此逐渐占据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主导地位。相较于欧洲学者,美国学者的民族情绪和宗教教派色彩相对淡漠,因而能从不同角度对这一历史现象进行重新审视。

然而,在美国当时学界已经普遍使用“12世纪文艺复兴”的情况下,也有学者对之提出质疑,其主要代表是哈斯金斯的学生路易斯·约翰·佩托(1880—1928年)。佩托在1909年的博士论文中就指出,当时学者们已经习惯使用“12世纪文艺复兴”,但“中世纪文艺复兴”(Medieval Renaissance)的说法或许更为贴切,因为这场运动虽始于11—12世纪却在13世纪才达到顶峰。与他在法国留学进修时期的指导教授夏尔-维克多·朗格诺瓦一样,佩托也认为如果12世纪拉丁古典文学复兴没有中断的话,将会产生出不亚于15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成果。但随着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权威化和神学的机械系统化,人文主义运动在13世纪中期走向衰落,原先聚焦于古典文化的热情被转移到了逻辑和辩证法上,造成了这场复兴的夭折。于是,“巴黎大学对语法和修辞研究出现了令人遗憾的衰落,这些可以从13世纪后半叶乃至整个14世纪糟糕的拉丁写作风格中看到”。此外,佩托还特别质疑德纳·门罗对“文艺复兴”的阐释,认为“新生命”一词是“福音式”语言,仿佛在历史视野之外有个奇迹般的时代突然出现一样。在佩托看来,从12世纪的西欧到新大陆的发现,再到现代欧洲国家的形成本来是一个自然的、渐进的过程,却因为这个“从神话中借用的‘重生’概念”而遭到了武断的分割。在1917年出版的《中世纪史研究指南》中,佩托再次哀叹“不幸的是,这一运动现在被广泛地称为‘12世纪文艺复兴’”。因此,佩托虽然在思想框架上接受了前代学者对中世纪盛期文化的论述,却极力反对“12世纪文艺复兴”这个概念。因此,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12世纪文艺复兴”在20世纪初的美国学术界已经得到广泛接受和使用。

毋庸置疑,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在美国学界辨析、反思和普及“12世纪文艺复兴”概念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并做出了影响深远的阐释。早在1904年讨论巴黎大学布道词的文章中,哈斯金斯就首次使用了“12世纪文艺复兴”这个术语。他说,“在早期的大学中,哥利亚德诗歌(Goliardic poetry)和其他12世纪文艺复兴的产物都确实具有可观的价值,但这一运动很快被经院哲学的胜利所碾压”。在这短短的一句话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拉什道尔和朗格诺瓦相关论述的痕迹。在1920年发表的《12世纪文艺复兴中的希腊因素》中,哈斯金斯首次尝试界定“12世纪文艺复兴”,认为其主要组成部分是拉丁古典文学和罗马法的复兴,但古希腊哲学和科学的重新引入才是其最为与众不同之处。他特别指出“中世纪的希腊主义是一种翻译中的希腊主义”,这些翻译作品也正是“意大利文艺复兴中的希腊主义”的重要来源。沿着拉什道尔所开创的路线,哈斯金斯赋予大翻译运动和自然科学研究在12世纪文艺复兴运动中的核心地位,并借助对大翻译运动的强调建立起两次文艺复兴之间的联系。

经过了二十余年的酝酿之后,哈斯金斯在《12世纪文艺复兴》一书中对这一概念进行了完整系统的概括。从时间上看,这一运动始于主教座堂学校兴起的11世纪后期,衰落于大学教育体系僵化的13世纪中期;从地理上看,法国和意大利占据主导地位,形成以巴黎为发源地、早期大学所在地为中心的知识扩散网络;从精神上看,体现出了个人意识的觉醒和自由思想的勃兴,通过对权威的挑战开启了欧洲文明通往现代性的大门。这场运动的核心是对古典文本的重新发现,包括罗马拉丁文献和罗马法的复兴以及大量希腊文本及相关注疏的翻译,而运动中的代表人物则是彼得·阿伯拉尔和索尔兹伯里的约翰。

就“12世纪文艺复兴”的界定和内涵而言,哈斯金斯基本上秉承了欧洲学者此前的论述。虽然从各方面来看哈斯金斯都并非“12世纪文艺复兴”概念的首创者,但他无疑对这个概念后来的广泛传播做出了最为坚实系统的阐述。这一方面得益于哈斯金斯高超的叙事技巧和对史料的把握能力,另一方面也由于他将过去相对碎片化、抽象化的描述锻造为社会、经济、政治等思潮统合下的文化整体发展。与前代学者相比,哈斯金斯在探究“12世纪文艺复兴”的视野上实现了重大突破。

首先,哈斯金斯强调无论是从涉及的国家还是社会阶层来看,这次文化复兴运动的影响范围都十分广泛,民间文学的高度活跃表明其波及范围并不限于精英团体的小圈子。其次,哈斯金斯认为虽然新人文主义的力量在12世纪结束之前就已经消耗殆尽,但新科学却在1125年前后出现。而且,发轫于12世纪的哲学复兴直到13世纪大量吸收阿拉伯和希腊学术之后才达到顶峰。因此,哈斯金斯将人文主义和新科学的涌现整合在一起作为12世纪文艺复兴的核心特征,这是他在概念阐释与研究范式上超越前辈学者的重要一步。最后,哈斯金斯将历史书写和民间文学视为12世纪文艺复兴在知识活动方面的新突破,从多方面拓宽了“12世纪文艺复兴”的研究视野。他指出,12世纪的历史书写采取了编年史、年代纪和圣徒传等多种体裁,不单纯是对古典时代历史书写的模仿,还逐渐形成了具有浓厚历史哲学倾向的历史观念。这种对历史书写的热情及其所包含的对欧洲基督教王国的深刻体悟奠定了欧洲认同的基石,也成为哈斯金斯以中世纪盛期为欧洲文明共同体之肇端的核心论据。

在学术传承上,哈斯金斯对“12世纪文艺复兴”的阐释对此后的中世纪史学界影响极为深远。哈斯金斯所开创的中世纪研究路径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就在美国学术界乃至整个西方学界占据了主导地位,他的门生约瑟夫·斯特雷耶(1904—1987年)及其再传弟子们在此后几十年间一直是美国中世纪研究的主力军。如保罗·弗里德曼和加布里埃·斯皮格尔所说,哈斯金斯将19世纪德国科学主义史学中的实证主义、唯心主义、自然主义和客观性同美国20世纪初期独特的进步主义模式相结合,创立了美国特色的中世纪史研究传统。而且随着美国学术界地位的迅猛上升,二战后几乎所有关于“12世纪文艺复兴”的研究都以哈斯金斯的作品为起点,形成了第二次“12世纪文艺复兴”研究的高潮,这也使哈斯金斯范式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此外,哈斯金斯自身在美国高等教育界的角色也使他在身为研究者的同时还是一位实践者,借助对美国大学历史教学制度的改革落实了自己的学术理念。尤为重要的是,美国学术界特别注意在大学教材编撰中引入这些概念与讨论,极大促进了“12世纪文艺复兴”概念在知识界的传播。或许也正因为如此,使后人有意或无意地忘却了哈斯金斯之前的研究成果,而将他视为“12世纪文艺复兴”的开创者。

小结

综上所述,从让-雅克·安培、埃米尔·格巴尔到哈斯廷斯·拉什道尔等,再到哈斯金斯及其同代学人和门生,我们可以看到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初的学者们如何不断地修订增补,逐渐构建起较为完善的“12世纪文艺复兴”概念。在这个概念逐渐清晰化的过程中,也产生了许多重要的研究范式,其中许多范式仍旧在引导和影响着我们当下的研究。在这个概念的建构过程中,法国式的唯理主义、英国式的经验主义乃至德国式的历史主义彼此博弈、交融,形成了观察当时史学发展趋势和差异的独特视角。

从学术史的角度来说,拉什道尔更应被视为“12世纪文艺复兴”这一概念的真正奠基人,哈斯金斯则是这一概念的集大成者。直到今天,“12世纪文艺复兴”经过了横跨三个世纪的讨论仍具有常辩常新的魅力,中世纪盛期在整个西方文明史中的地位也值得从不同角度进行更为深入和细致的研究。尤其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就“12世纪文艺复兴”的准确内涵、适用范围、学术史意义与在当下学术研究中的作用等又展开了相当热烈的讨论,乃至形成了第三次“12世纪文艺复兴”的研究热潮,这也有待于后续深入的辨析与诠释。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研究并非是为了支持或者反对“12世纪文艺复兴”这个概念的使用,而是为了能够更为全面、准确地认识中世纪盛期的文化成就及其影响,深化我们对欧洲中世纪历史的理解。

本文作者李腾,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历史系助理研究员。

本文来源:https://www.huangpucn.com/info/16893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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