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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成祖迁都北京】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让江南百姓怨声载道

来源:未知 时间:2017-04-21 16:53 编辑:ly

  朱棣对朱高炽的不待见和接连打击,使得父子之间的感情逐渐生疏,发展畸形。父子之间缺乏必要的信任和沟通,骨肉至亲形同陌路,而两人之间的感情与罅隙则要靠别人来维系与弥缝。某日,朱棣突然想见朱高炽,便命人去宣召他。杨士奇请求派户部尚书夏元吉去,因为夏元吉性格忠厚,同时也是太子的支持者。他怕朱棣派别人为使,会引起朱高炽的恐惧,很有可能在惊惶之际不辨真假,产生轻生的念头。果然,朱高炽在听到朱棣派人来召他时,非常害怕,几欲自裁。待得知使者是夏元吉后,心情大为放松,说道:“元吉来,必能为我调护,当且见之。”

  朱高炽即位之后,所有的新政举措中,对父亲朱棣的既定政策最大的叛逆,是他的回迁南京之举。有人曾对此做出解释,认为朱棣迁都北京,给江南地区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江南人民因此而增加了不小的负担。而且还认为,朱高炽自永乐二年(1404年)成为皇太子至永乐十八年(1420年)被召回北京,朱高炽一直生活在南京,已经习惯了南京的生活。因而于公于私,朱高炽都应该迁回南京。

  个人以为,朱棣迁都北京,确实是给江南地区人民带来了不小的压力,这是不可否认的。但只要措施得当,并不会给江南带来太大损失,更不会使江南地区发展受阻。明朝自定都北京后,江南经济依旧繁荣,中后期甚至还出现了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了。

  至于朱高炽的生活习惯,在永乐二年以前的26年中,朱高炽的绝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北京。永乐十八年,他被召回,直到他登基称帝,朱高炽又在北京生活了大约五年的时间。而依照常理,五年时间足以改变一个人的生活习惯。因而,朱高炽返迁南京之举,虽有为国计民生着想的成分,却更多的包含了否定父亲、怨憎父亲的情感。

  朱高炽有一个特点,据《明史》记载,他自幼就“端重沉静”。也就是说,朱高炽从小就是一个喜怒不形于色的人,即便对父亲心怀不满,他也不会轻易在人前表露的。而十分凑巧的是,朱棣后期的国政颇多可供指摘之处,这正好给了朱高炽绝佳的借仁爱新政之名行发泄不满之实的机会。

 

  还有一件事很值得我们注意。侍读李时勉曾在朝会时当面直谏朱高炽,指责他在为父亲明成祖守丧期间亲近妃嫔,迹近不孝。这惹得朱高炽大怒,当即命令卫士对其施刑,致使李时勉的几根肋骨被砸断。前言有述,朱高炽是一个喜怒藏中之人,而这次却当庭发怒,实出意料。则合理的解释只有一个,即李时勉所言不虚,那件事朱高炽确实做过,他确实“不孝”。对李时勉施刑,不仅仅是维护自己名声,更多的则是恼羞成怒。

  朱高炽宣布停罢宝船下西洋、往西域买马之诏,时在他登基的当天;而在他登基后的第二天,他就释放了因劝谏明成祖不要北征而入狱三年的夏元吉等人;十一月及十二月,他又为建文帝殉难诸臣平反,这些都发生在年号还没改成洪熙的永乐二十二年。这意味着,从法理上来讲,当时仍是他父亲统治的时候,作为一个孝子,是不应当在父亲的执政时间内改弦更张的。

  而转年三月,朱高炽就准备迁都南京了。众所周知,朱高炽在位的时间只有十个月,可关键则是,朱高炽并不能预知自己只有十个月的执政时间。这也就是说,当时施行仁政改革的朱高炽在时间上并没有急迫感,他的急迫感,只存在于心理上。他急切地想改变父亲的决定,并借机释放自己已经压抑了几十年的心情。

  所以,朱高炽的那些为人称道的为国为民的仁爱之举,其颁布的原始动机绝非如我们通常想象的那么简单纯粹,这其中饱含他对父亲朱棣的不满于怨憎。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朱高炽虽为人子,更重要的身份则是皇帝,只要他确实心中有国有民,恪守为君之道,则他对父亲是否叛逆、怨恨乃至不孝,已无关宏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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