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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国防制度弱点】宋朝国防制度弱点:以防守为国策战略致亡国

来源:未知 时间:2017-03-20 09:28 编辑:ly

  宋代如果能出一个大有为之主,就国防根本条件论,只有主动地以攻为守,获得胜利才能立国,才能再讲其他制度;现在是以防御来保国家,而且是一种劣势的防御,迟早总要失败。

  在唐末五代时,藩镇骄横,兵乱频仍,当时社会几乎大家都当兵,读书人像要没有了。开头军队还像样,以后都变成了老弱残兵。军队不能上阵打仗,便把来像罪犯般当劳役用。其时凡当兵的,都要面上刺花字,称为配军,防他逃跑。如《水浒传》里的宋江武松一类人,脸上刺了字,送到某地方军营中当兵做苦工,人家骂他贼配军。这是远从五代起,直到宋朝,没有能彻底改。这样的军队,当然没有用。

  其实这些军队,在汉是更役,在唐则是庸。而宋代之所谓役,在汉代却是地方自治之代表。此种转变,极不合理。只因积重难返,宋太祖也只能在这种军队中挑选一批精壮的另外编队,就叫禁军。禁军的挑选,身长体重都有规定,因此禁军比较像样;不合这标准的,留在地方作厢军。厢是城厢之义,厢军是指驻在各地方城厢的。这些兵,并不要他们上阵打仗,只在地方当杂差。地方政府有什么力役,就叫他们做。

  照理,宋代开国第一件该做的事,便是裁兵复员。而宋代却只照上面所说的这样裁,至于复员则始终复不了。这也因宋代得天下,并未能真个统一了全国。他们的大敌辽国,已经先宋立国有了五十多年的历史。所谓燕云十六州,早被石敬瑭割赠辽人。当时内蒙大部、辽宁乃及山西、河北的一部分疆土,都在辽人手里。北方藩篱尽撤,而宋代又建都开封,开封是一片平地,豁露在黄河边。太行山以东尽是个大平原,骑兵从北南下,三几天就可到黄河边。一渡黄河,即达开封城门下。所以宋代立国时没有国防的。

  倘使能建都洛阳,敌人从北平下来,渡了河,由现在的陇海线向西,还需越过郑州一带所谓京索之山,勉强还有险可守;若从山西边塞南下,五台山雁门关是那里的内险,可算得第二道国防线,要一气冲到黄河边,还不容易。所以建都洛阳还比较好。若能恢复汉唐规模,更向西建都西安,那当然更好。

  但宋太祖为何不建都洛阳西安,而偏要建都开封呢?这也有他的苦衷。因为当时国防线早经残破,燕云失地未复,他不得不养兵。养兵要粮食,而当时的军粮,也已经要全靠长江流域给养。古代所谓大河中原地带,早在唐末五代残破不堪,经济全赖南方支持。由扬州往北有一条运河,这不是元以后的运河,而是从扬州往北沿今陇海线西达开封的,这是隋炀帝以来的所谓通济渠。米粮到了开封,若要再往洛阳运,那时汴渠已坏;若靠陆路运输,更艰难,要浪费许多人力物力。宋代开国,承接五代一般长期混乱黑暗残破的局面,没有力量把军粮再运洛阳去;长安一片荒凉,更不用提。为要节省一点粮运费用,所以迁就建都在开封。宋太祖当时也讲过,将来国家太平,国都还是要西迁的。

  在当时本有两个国策,一是先打黄河北岸,把北汉及辽打平了,长江流域就可不打自下。这个政策是积极进取的,不过也很危险。假使打了败仗,连退路都没有。一个是先平长江流域,统一了南方,再打北方,这个政策比较持重稳健。宋太祖采了第二策,先平南方,却留着艰难的事给后人做。所以宋太祖临死,听他母亲话,传位他弟弟赵匡义,这是宋太宗。太宗即位,曾两次对辽亲征,但都打了败仗。一次是在今北平西直门外去西山颐和园的那条高粱河边上交战。这一仗打败,他自己中了箭,回来因创死了。在历史上,这种事是隐讳不讲的。

  只因宋代开国形势如此,以后就不能裁兵、不能复员,而同时也不敢和辽国再打仗。因为要打就只能胜、不能败,败了一退就到黄河边,国本就动摇。在这种情形下,宋代就变成养兵而不能打仗,明知不能打仗而又不得不养兵。更奇怪的,养了兵又不看重他们,却来竭力提倡文治。这也未可厚非,宋代就因刻意提倡文治,才把晚唐五代一段中国历史的逆流扭转过来了。在宋人只想把这些兵队来抵御外患,一面提倡文治,重文轻武,好渐渐裁抑军人跋扈,不再蹈唐末五代覆辙。因此上养兵而愈不得兵之用,以后就愈养愈多。《水浒传》说林冲是八十三万禁军教头,实际上太祖开国时只有二十万军队,太宗时有六十六万,到仁宗时已经有了一百二十五万。

  所以王荆公变法行新政,便要着手裁兵。裁兵的步骤,是想恢复古代民兵制度,来代替当时的佣兵。但民兵制度,急切未易推行到全国,遂有所谓保甲制,先在黄河流域一带试行。保甲就是把农民就地训练,希望临时需要,可以编成军队,而又可免除养兵之费。

  论到募兵制,本来也非全要不得。在某种地方某种情形下,募兵也很有用。但须有一确定的敌人做目标,而且非打不可,在几年内,定要把敌人解决。在这种情形下,募兵可以刻意训练,及锋而试,或许比全国皆兵制还好些。东晋的北府兵便是募兵,也曾建了奇功。但宋代的国防精神是防御性的,不敢主动攻击,用意始终在防守。把募兵制度与长期的防守政策相配合,这却差误了。一个士兵募了来,轻易不脱行伍,直养到六十岁,还在军队里。其间只有二十岁到三十岁这十年可用,三十岁到六十岁这三十年,他已老了,而且在军伍十年,精神也疲了。这样的军队,有名无实,于是只有再招新的。因此军队愈养愈多,纪律又不好。队伍多了,虽不易捍御外侮,却很能引起内乱。宋人最怕唐末五代以来的骄兵悍卒,但宋代依然是兵骄卒悍。国家不能不给他们待遇,而且须时时加优,否则就要叛变。政府无奈何,加意崇奖文人,把文官地位提高,武官地位抑低。节度使闲来没事做,困住在京城,每年冬天送几百斤薪炭,如是种种,把他们养着就算。养了武的又要养文的,文官数目也就逐渐增多,待遇亦逐渐提高。弄得一方面是冗兵,一方面是冗吏,国家负担一年重过一年,弱了转贫,贫了更转弱,宋代政府再也扭不转这形势来。

  在宋太祖时,因防兵卒骄惰,又规定禁军分番戍守之制。地方兵厢军是摆着无用的,各边防守全须派中央禁军去。但亦不让其久戍,譬如今年戍河北的,隔一年调中央,又隔些时再调到山西,这又与汉唐戍兵退役不同。宋代是没有退役的,不在边防,即在中央,仍是在行伍中。如是则一番调防,在军人只感是一番劳动,因此又要多送他们钱。因此宋代虽连年不打仗,而经费上则等于年年动员、年年打仗。军队老是在路上跑,并且又把将官和军队分开了。军队一批批调防,将官还是在那里不动,如是则兵不习将,将不喜兵。这也是怕军人拥兵自重,然而缓急之际,兵将不相习,也难运用。所以整个宋代,都是不得不用兵,而又看不起兵,如何叫武人立功?宋代武将最有名的如狄青,因其是行伍出身,所以得军心,受一般兵卒之崇拜。但朝廷又要提防他要做宋太祖第二,又要黄袍加身,于是立了大功也不重用,结果宋代成为一个因养兵而亡国的朝代。

  然而宋代开国时,中国社会承袭唐末五代,已饱受军人之祸了,所以宋代自开国起就知尚文轻武。宋太祖临死有遗嘱告诉他后人说:你们子孙相传,绝对不能杀一个读书人。他们牢守此家训,都知尊重文臣士大夫。直到南宋,还是守着不杀士大夫的遗训。岂止不杀,宋王室实在是懂得优奖文人的。因此过了百十年,能从唐末五代如此混乱黑暗的局面下,文化又慢慢地复兴。后代所谓宋学--又称理学,就是在宋兴后百年内奠定基础的。这一辈文人,都提倡尊王攘夷,明夷夏之分,又提倡历史传统,所以中国还能维持,开辟出自宋以下的下半部中国史,一直到现在。正因宋代人那样尚文轻武,所以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话头,也就从那时传下来。

  我们今天从历史上平心评论,只能说宋代人为了补救唐代人的毛病,而并没有完全把毛病纠正过来,我们却不能请怪宋人。须知有许多毛病,还该怪唐代人。唐代穷兵黩武,到唐玄宗时,正像近代所谓的帝国主义,这是要不得的。我们只能说罗马人因为推行帝国主义而亡国,并且从此不再有罗马;而中国在唐代穷兵黩武之后仍没有垮台,中国的历史文化依然持续,这还是宋代人的功劳。我们不能因他太贫太弱,遂把这些艰苦一并抹杀。

  中国的地理形势,到了黄河流域,就是大平原;一出长城,更是大平原。所以在北方作战,一定得要骑兵。而中国之对付北方塞外敌人,更非骑兵不可。而骑兵所需的马匹,在中国只有两个地方出产,一在东北,一在西北。一是所谓蓟北之野,即今热察一带;一是甘凉河套一带。一定要高寒之地,才能养好马。养马又不能一匹一匹分散养,要在长山大谷、有美草、有甘泉、有旷地,才能成群养,才能为骑兵出塞长途追击之用。而这两个出马地方,在宋初开国时,正好一个被辽拿去,一个被西夏拿去,都不在中国手里。与马相关联的尚有铁,精良的铁矿亦都在东北塞外,这也是宋代弱征之一。王荆公行新法,一面想训练保甲,一面又注意到养马。但在中国内地养马不方便,据当时人估计,养一匹马所需的土地,拿来种田可以养活二十五个人,这是在农业社会里要准备战争一大缺点。王荆公不得已,定出保马政策,让民间到政府领马养,把马寄养在私家,一匹一匹分散养。平时民间可以利用领养之马;遇到战争需要,再临时集合。这种事,民间当然情愿做,领一匹马来平时作牲口用,却不晓得马在温湿地带饲养不易,很容易生病死亡。但马死了要赔钱,于是农民把养马看作苦事。政府却要挨派,于是保马变成一秕政。其实这一方法纵使推行有效,遇到战事,一群羸弱之马也未必真有用。在这一制度上,也可告诉我们宋代国防上所遭遇的大难题。

  再说当时长城内险,自居庸关到山海关一带,都已在辽人手里。辽人倘向南冲来,又怎样办呢?真宗时澶渊之盟,即由此形势下逼成。自宋辽两国讲和以后,宋朝的国防形势是很可怜的。两国既不正式开战,中国人也不好正式布置边防,只奖励民间种水田,多开渠道,于渠旁多植榆杨。万一打仗,可以做障碍,稍稍抵御辽人之大队骑兵。这可说是无法中的办法,这真是极顶可怜的办法。但这办法纵可怜,辽人也懂得,还是时时不许中国开沟渠、种水田。又在冬令时,放队四出小掠,把中国边境农村烧杀破残了,让中国永久不能有沿边的防御线,他们可以随时入侵,如是威胁着中国只好保持和议。算只有山西一面,太原向北,还有一道雁门关内险,这就是杨家将杨老令公杨六郎等守御的一条线。不过这是次要的一线,主要的还是在河北。此线无险可守,主要的国防线算是拒马河,亦在涿州附近,这是宋代中国不得已的一条可怜的国防线;由此一退下来,就直扣首都开封之国门;再退始是淮南北丘陵地带,渐渐和黄河流域中原大平原不同;至于过了长江,形势更不同,所以南宋还能守江淮。这是宋代国防上的先天弱点,我们也不能一一怪宋人。

  自然,宋代如果能出一个大有为之主,就国防根本条件论,只有主动地以攻为守,先要大大地向外攻击,获得胜利才能立国,才能再讲其他制度;现在是以防御来保国家,而且是一种劣势的防御,迟早总要失败,再迁就这一形势来决定其他制度,自该无一是处了。

  其实中国自古立国,也没有不以战斗攻势立国的。秦始皇帝的万里长城,东起大同江,西到甘肃兰州黄河铁桥,较之宋代这一条拒马河,怎好相提并论呢?况且纵使是万里长城,也该采用攻势防御,所以终于逼出汉武帝的开塞出击。宋代军队又完全用在消极性的防御上,这固然是受了唐代的教训深,才矫枉过正至于如此。进不可攻,退不可守,兵无用而不能不要兵,始终在国防无办法状态下支撑。幸而还是宋代人特别重视读书人,军队虽未整理好,而文治方面仍能复兴,以此内部也还没有出什么大毛病,其大体得失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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